《庄子·天下》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所论道家之异同

《庄子·天下》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所论道家之异同

“道家”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陈丞相世家》,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首次将“道家”作为学派来论述，《汉书·艺文志》基于目录学家的立场沿用此含义，此后“道家”作为学派成为基本用法。但内容上以学派视角论述道家的文本在“道家”一词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例如《庄子·天下》就是最早对道家典型人物及其思想进行论述的文章。随着学术史的发展与完善，学术史文献论述道家的方法与内容不尽相同，道家的内涵与特色也有了区别。大一统的建立使得道家不得不在道势之间产生学术分歧，道家内涵因此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文献中有所改变。本文就以《庄子·天下》、《论六家之要旨》和《汉书·艺文志·道家略》这三篇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所论道家之异同为例，以学术史的视角，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分析道家从先秦到两汉的发展与分化。

一、《庄子·天下》、《论六家之要旨》、《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论述

《庄子·天下》、《论六家之要旨》、《汉书·艺文志》是研究诸子学的重要文献道家的核心思想，它们对诸子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道家都做了具有代表性的总结。

《庄子·天下》的主要内容是对先秦各家学派诸子思想的点评，是一篇以人论学的论文道家的核心思想，但从作者对诸子的分类中可见其已初步具有了划分学派的思想。《庄子·天下》涉及道家的有关尹、老聃与庄子，并对三人思想颇为肯定。文中关尹、老聃二人被评价为“古之博大真人”,他们的思想被总结为“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同上)。作者认为关尹、老聃追求无形无为的道，这种道是常有、常无的结合，以太一为核心，外在表现为不争、守虚、顺万物之自然。同时作者还强调了二人对待事物柔弱居下的态度，认为他们“常宽于物，不削于人”(同上)。庄子在《庄子·天下》中并没有同关尹、老聃被划分为同一体系。作者重点强调庄子思想中对变化无常之道的体悟，凸显其恣意自由的态度和虚远高深的言辞。作者提出庄子追求的道理是顺应事物之理。同时《庄子·天下》中有论述提倡不累于世俗、寡欲平和的宋钘、尹文和主张“齐万物以为首”的彭蒙、田骈、慎到。这两派是“概乎皆尝有闻者也”,受到“道”的影响但没有完全掌握“道”。作者用这样的对比体现出“道”的完整含义。

《论六家之要旨》是司马谈对先秦诸子学说学派的总结与归纳，其所谓“六家”实际为六个学派，并对各学派思想进行综合性的点评。司马谈在文中分析各派思想的长短，最终认为道家思想最值得推崇。他评价道家为“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并认为它吸收了儒、墨、名、法、阴阳的精要，旨要便于操行，能够事半功倍。司马谈总结道家思想是“无为无不为”,即道学的“道”以虚无为本、以顺应自然为用并主宰万物。他提出君主治理国家就应该合乎这种道，并进一步提出治理国家首先要修身、安定形神的观点。对比形神骚动所以不能与天地长久的儒家，司马谈认为道家才是“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司马谈对比其他学派的不足之处道家的核心思想，从而肯定道家思想的优势。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继承了以学派划分学术的思想，并且对先秦诸子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划分，即为“九流十家”。《诸子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整理学派著作体系，追溯了学派发展脉络。道家著作被作者整理为共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学术源流出于史官，记载历代成败存亡福祸之道。道家思想被概括为“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其优点是谦虚卑下。作者评论道家之术是君王统治国家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容易造成“绝去礼学，兼弃仁义”、“独任清虚可以为治”的局面，不是治国为政的不二法门。

《庄子·天下》、《论六家之要旨》与《汉书·艺文志》都对道家(或道家典型人物的主要思想)有着比较具体的论述。了解了这三者论道家的基本内容，也就能明晰三者论道家的异同了。

二、《庄子·天下》、《论六家之要旨》、《汉书·艺文志》论道家之异同

《庄子·天下》、《论六家之要旨》与《汉书·艺文志》对于道家的论述有继承的相同点，也有因时代发展而变迁的不同点。

1.相同点

论道家的相同点主要在思想上，三者都认同道家学者追求的根本是道，是道的清虚、自然。《庄子·天下》中关尹、老聃与庄子的思想虽然没有被归于同类但都是对“古之道术”的阐发：关尹、老聃体现的是“古之道术”中谦虚不争、顺其自然的处世之道；庄子体现的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然恣意之道。《论六家之要旨》则认为道家的道是虚无为本、顺应自然为用的道，是无为无不为《庄子·天下》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所论道家之异同，并提出合乎道是修身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君主治理国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汉书·艺文志·道家略》则强调了道家清虚自守、卑弱谦虚的道，并认为这种最高追求的道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准则。这三篇对于道家思想的归纳基本上相同，都抓住了道家核心思想，认为道家的主要思想体现在清虚无为、谦弱居下、顺应自然的处世之道。虽然三者的总结略有差别，但是只是时代变迁所导致的道家思想侧重点的转移，其核心思想基本没有改变。

2.不同点

首先，由于这三篇文章处于学派概念不同的发展阶段，三者对道家分析的层次不同。《庄子·天下》是最早的一篇学术史文献，不同于《论六家之要旨》、《汉书·艺文志·道家略》,对学术的点评是一种以人为主、因人立论的点评。《庄子·天下》虽也有对道家思想的简单学术归纳，但没有对道家学派进行总结性的归纳，道家学派的概念并没有形成。《论六家之要旨》虽然体现出了明确的学派划归意识，但对道家的论述局限于学理层面，只是对道家思想的总结论述，道家作为一个学派的标准并不明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明确划分了道家学派，推究了道家的学术渊源，又以目录学的角度附之以道家具体的典籍与人物，将司马谈虚陈的学派概念坐实、定型，道家的内涵得到明确和充实。这三篇论道家从以人立论转为以学派立论，体现的是学派概念的起源、发展与定型。

其次，在道家的现实功用上，三者所论有所不同。《庄子·天下》中有“道术”与“方术”之分。这种“道术”强调的是人本身的修炼：关尹、老聃的清虚与持守雌弱强调的是个人的处世态度，庄子的恣意逍遥同样也是向天下传授修己的态度。因此，《庄子·天下》对道家的现实功用侧重的是修身。《论六家之要旨》对各家学派的描述就不再局限于对人自身修养的要求。司马谈所论的道家思想具有安定形神而修身的一面，也有治国理政的现实功能。《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则是直接以治国之术为评价标准进行点评各家思想。因此《道家略》中则直言道家之术是“君人南面之术也”,强调道家之术的治国功用。从修身之道到治国之术的转变体现的是此三篇所论的时代要求不同，道家思想在社会功能上逐渐转向了积极的方面。

再次，在道家的学术特点上三者的论述也有所不同。《庄子·天下》因为没有形成道家学派的概念，所以对于道家的学术特点没有明确的归纳与总结。但从作者对关尹、老聃、庄子三人思想的论述中可以认为道家追求体现的是“道术”与“一”,提倡持守清净、与天地遨游，强调哲学意味。《论六家之要旨》则从现实功用的角度说明道家思想要旨简明扼要便于操行，是君主治国理政应采取的不二法门。同时司马谈又认为道家兼采众家之长，具有融会贯通的特点。但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则认为兼采众家之长具有融会贯通特色的学派是杂家而非道家，并且作者认为道家的特点在于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且对君主的治国理政具有指导意义。不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强调在具体施行上如果任由没有抓住“道”之本的放荡者治理国家就容易导致“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从而绝礼义极端局面的出现。三篇所论的道家学术特点实际根据道家具体内涵的变迁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

最后，在道家学派的学术源流上三者的论述也有所不同。《庄子·天下》将关尹列在老聃之前，可以推演出关尹继承和发扬老子思想，是道家建立的重要源头。庄子是继承道家思想的重要学者。《论六家之要旨》只简单论述了道家思想是吸收其他学派综合而成，重在对道家学理上的总结，对于道家的学术源流、发展没有作清晰的论述。《汉书·艺文志·道家略》较清晰、完整地整理了道家的学术脉络：作者先以“王官说”推论道家的源流出自史官，明晰了道家的滥觞；之后作者以道家相关文献为线索探究了道家的起源与发展，并追溯到《伊尹》、《太公》、《辛甲》等文献将道家的学术源头向前推进。道家的思想源头与发展脉络有了进一步的研究，道家学派在这一发展中更加体系化，这体现的是学术思想史发展的结果。

三、早期道家的发展与分化

道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派，就在于它有一以贯之的、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核心思想，而这个核心就是道家思想家对“道”的追求。这是《庄子·天下》、《论六家之要旨》以及《汉书·艺文志·道家略》论述道家时具有相同点的基础。三篇论文论述的道家不同点体现了道家从先秦到两汉的发展变化，即先秦道家分裂为两种不同派系的变化。

首先是《庄子·天下》所代表的庄学派。《庄子》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政治激变期。无论是政治上的礼崩乐坏，还是学术上的“道术”分离、“方术”大盛，都使当时道家学者迫切希望提出一种方法以改变现实，而这一方法就是“道”。“道”是道家提出的最高范畴，“道”即天道，“道”即自然。早期道家学者认为现世的“一切冲突来自于天人裂变”,即天道与人道的分离，因此他们渴望回归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回归于道就是回归于自然本性，回归于自然本性才能真正的天人合一。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对老聃、关尹关于“道”的天人之学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庄学派继承了“道”的清静、自然，在强调人的自然本性之余还强调了人的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从而体现出一种个人的超越性。庄学派将自老子以来的道家自然主义天道观基本发展健全，不仅在本体论上论证了“道”的理想世界，还在《庄子》一书中提出了实现理想世界的理论办法。因此庄子的道学思想是早期道家在老子哲学思想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虽然老庄道家的理论已经形成为一贯的体系，但这套理论落实于现实便暴露出其理想性与虚远性。老庄道家对道德自然的追求使其重视个体而忽略社会。他们强调个人的超越而否定仁义礼智的约束，甚至认为仁义礼智是对人自然本性的损害。因此面对现实政治，老庄道家采取了隐世态度，借对现实的逃避以求回到一种平和自然的至德之世。但随着大一统的确立，这一思想的现实可行性渐渐破灭。道家如何发展其现实性则成为了后世道家思考的问题。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方向，一些道家学者广泛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改造道家的理论。他们不再同老聃、关尹一样将个人的自然本性与封建帝国绝对对立，而是将回归自然本性的方法强调为施行政治的方法。“自然”、“无为”成为政治的实施准则。这种将“道”与经世理论结合起来的学派就是黄老道家。由于其思想更符合时代的要求，黄老道家渐渐成为显学，尤其在汉初被确立为治国指导思想。身处汉初的司马谈受此影响《庄子·天下》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所论道家之异同，因而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大肆肯定黄老道家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庄学派还是黄老道家都是道家思想的发展，因此其中都具有消极避世的一面。这显然不符合封建政权集权的现实要求，经过改良而更能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被立为官学。在这种背景下《汉书·艺文志》对道家就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其所评论的道家也兼具这两个派别的特色。

从《庄子·天下》到《论六家之要旨》再到《汉书·艺文志·道家略》,实际上是道家从先秦老庄学派的萌芽兴起到西汉黄老学派繁荣鼎盛、再到东汉时期渐渐没落的演变过程，也是道家在道势两种路径之间分化的过程。但无论在道势之间如何抉择，只要道家学者不能解决形上的“道”如何落实到现实实践，那么道家思想就不能真正成为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