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牍屡见五行配五音的不同说法可能与先秦时期不同学派有关

出土简牍屡见五行配五音的不同说法可能与先秦时期不同学派有关

内容提要：出土简牍屡见五行配五音的不同说法，参照先秦诸子书，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甲)东方木配徵、南方火配羽、西方金配商、北方水配角、中央土配宫，(乙)中央土配宫、东方木配角、南方火配羽、西方金配商、北方水配徵，(丙)东方木配角、南方火配徵、中央土配宫、西方金配商、北方水配羽。古人在五行配五音的解释方面，汉唐时期似多以音训兼义训为主，宋以后则多用纳音五行。五行搭配五音的不同说法，可能与先秦时期诸子的不同学派有关。

作者简介：晏昌贵，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简帛数术文献研究。

近年来，出土简牍材料中屡见五行配五音的不同说法，这些说法亦见于先秦诸子书中。这篇短文先列举各种不同的材料，然后加以解释，最后作一点推论。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教。

按照五音配置的不同，可将出土文献和先秦诸子所见分为三种类型。

(甲)型：东方—徵，南方—羽，西方—商，北方—角，中央—宫

《鹖冠子·泰鸿》曰：

东方者，万物立止焉，故调以徵。南方者，万物华羽焉，故调以羽。西方者，万物成章焉，故调以商。北方者，万物録臧焉，故调以角。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调以宫。[1]239～240

《鹖冠子》一书，前人曾疑其伪作[2]144～146，马王堆帛书出土后，学者发现其中的《黄帝书》多有与《鹖冠子》相近或相似的文字和内容，甚至在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也有与《鹖冠子》相通之处，这就充分证明《鹖冠子》一书不仅不伪，其成书还当在秦始皇焚书之前[3]23～26；388～398。其中关于五音配置，是为：东方配徵，南方配羽，西方配商，北方配角，中央配宫。

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有一组五音的简文，其配置与《鹖冠子》相同纳音五行和八字五行，简文如下：

[徵立(位)]，甲乙，卯未亥，主东方，时平旦，色青，主人殹，所执者规殹，司木。

[羽立(位)]，丙丁，午戌寅，客殹，时日中，色赤，主南方，所执者矩殹，司火。

[商立(位)]，庚辛，酉丑巳，主西方，时日入纳音五行和八字五行，主人，白色，所执者衡殹，司金。

角立(位)，壬癸，子申辰，主北方，时夜半，客殹，色黑，所执者权殹，司水。

[宫立(位)，戊己，午戌寅，主中央，时鸡鸣，主]人殹，色黄，所执者[绳殹，司土。][4]239～240

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岁》篇亦涉及五行与五音问题，关于五音的简文说：“东方徵，南方羽，西方商，北方角，中央宫，是胃(谓)五音。”[5]184

(乙)型：中央—宫，东方—角，南方—羽，西方—商，北方—徵

《管子·幼官》和《幼官图》(或以为“幼官”为“玄宫”的讹误)另有一种五音搭配，二文大致相同，今略举《幼官》篇文曰：

(中央)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

(东方)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

(南方)七举时节，君服赤色，味苦味，听羽声，治阳气，用七数纳音五行和八字五行，饮于赤后之井。……

(西方)九和时节，君服白色，味辛味，听商声，治湿气，用九数，饮于白后之井。……

(北方)六行时节，君服黑色，味成味，听徵声，治阴气，用六数，饮于黑后之井。……

其中的五音(亦称“五声”)搭配为：中央—宫，东方—角，南方—羽，西方—商，北方—徵。

《管子》一书，虽托名春秋齐相管仲所作，实则内容十分庞杂，其主体内容应是战国中晚期齐稷下学派的作品[2]258～266[6]216～221，239～245。

临沂银雀山汉简《迎四时》有如下简文：

……故距冬至日[卌]六日，天子迎春于东堂……角，舞之以羽狄(翟)，此迎春之乐也。距春分卌六日，天子迎夏……高七尺，堂……天之□，昌(唱)之以羽，舞之以鼓□，此迎……[7]223

薛梦潇博士指出其五音配置同于《管子》[8]46，其说或是。银雀山汉墓的年代在西汉武帝时期，可见此时《管子》一系的说法仍在流行。

(丙)型：东方—角，南方—徵，中央—宫，西方—商，北方—羽

《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天象统人事，历述十二月帝王之行事宜忌，其说盖出于古阴阳五行家言。《十二纪》之首章开篇即曰：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簇出土简牍屡见五行配五音的不同说法可能与先秦时期不同学派有关，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9]1

所谓“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实为天象，“其日甲乙”以下为五行配物，“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则为节候，以下又记天子之行事。结构颇为整饬。类似文字亦见《礼记·月令》。关于《十二纪》与《月令》的关系，古今学者说法颇多歧异，然《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10]3030，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乃成于秦统一之前之战国末年。其中的五行与五音的配置为：春(木、东方)—角，夏(火、南方)—徵，中央(土)—宫，秋(金、西方)—商，冬(水、北方)—羽。

《淮南子·时则训》亦有相同配置，唯“中央”改为“季夏”。类似的配置亦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白虎通·五行》《潜夫论·卜列》等两汉文献中，隋代萧吉所著《五行大义》，是五行文献的集大成者，而关于五味、五音的搭配，也完全与之相同。可见，这一型是后世的主流配置，然而遗憾的是，出土文献似未有见。

从上文看，五音搭配的基础是五位(五种方位)，而五位的根基在五行。在战国秦汉知识系统中，五行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然而五音与五位、五行搭配的“原理”何在？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五音配置？

从《鹖冠子》本文看，似以音训为说。文中称“万物立止焉，故调以徵”，止通址，徵音旨，音近可通。其他宇与羽、章与商、中与宫均以音近通假。《鹖冠子》称：“北方者，万物録臧焉，故调以角。”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角旧音“亦如鹿”[1]184。西周早期青铜器《盟爵》铭文有一个从录从龠的字，季旭昇先生以为“表示和音乐有关，录声，也就是‘宫、商、角、徵、羽’五音中‘角’的本字”[12]356。《礼记·丧大记》“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郑玄注：“绿当为角，声之误也。角中谓棺内四隅也。”疏：“以绿与角声相近，《经》云绿中，故读绿为角。”绿与録通[13]832，故角亦得与録通假。《史记·留侯世家》载所谓商山四皓，中有角里先生，角亦读为録。朱骏声说：“‘止’、‘徵’声转也。《白虎通·礼乐》：‘徵’者，止也。《汉书·律历志》：‘徵，祉也。’下‘羽羽’、‘商章’、‘録角’等皆依声立训，与此同例。”[1]239～240其说是也。

传统经学家解释“月令”五音配置亦以音训为说。《汉书·律历志》引刘歆说：“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倡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緐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①《白虎通·礼乐》则说：“所以名之为角者何？角者，跃也。阳气动跃。徵者，止也。阳气止。商者，张也。阴气开张出土简牍屡见五行配五音的不同说法可能与先秦时期不同学派有关，阳气始降也。羽者，纡也。阴气在上，阳气在下。宫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时者也。”[14]120其说在声训和义训的基础上加入了阴阳之气的变化。《五行大义》卷三《论配声音》引《乐纬》：“春气和则角声调，夏气和则徵声调，季夏气和则宫声调，秋气和则商声调，冬气和则羽声调。”[15]60～61则已脱离声训之途而完全以气的变化为据。

《管子》的解释稍为复杂，《地员》篇云：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其木宜蚖菕与杜松，其草宜楚棘。见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于泉，呼音中角，其水仓，其民强。

赤垆，历强肥，五种无不宜。其麻白，其布黄，其草宜白茅与雚，其木宜赤棠。见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寿。

黄唐，无宜也。唯宜黍秫也，宜县泽，行廧落，地润数毁，难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与茅，其木宜櫄扰桑。见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

流徙，斥埴，宜大菽与麦，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见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呼音中羽，其泉咸。

水流徙，黑埴，宜稻麦，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见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16]1072～1073

《管子》上文多不可详解，要之，实为古代“相地”之实用方术。值得注意的是，五音与数字的关系，可如下示：

5×7=35 角

4×7=28 商

3×7=21 宫

2×7=14 羽

1×7=7 徵

《地员》下文接述五音之“三分损益法”：

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换成算式为：1×3(一而三之)×3×3×3=81(四开以合九九)，此为“宫”音。“三分而益一”，即以宫数81乘4/3=108，是为“徵”音。以下依次得：108×2/3=72为商，72×4/3=96为羽，96×2/3=64为角。将此五音之数从高到低排列，为：

108 徵

96 羽

81 商

72 羽

64 角

其次序与上文“相地”听音正好相反。假如将“三分损益法”所得之音数理解为音频，从“相地”五音，尺度越大，则“中”音的频率越低，这是符合音频原理的。

后来的学者常用“纳音五行”来解释五音配置问题，今所见最早者似为宋人沈括，其《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说：

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蔟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17]247～248

据胡道静先生《梦溪笔谈校证》所引，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五行纳音》、高似孙《纬略》卷七《纳音》、罗泌《路史余论》卷之三《纳音五行说(婚历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之二十《纳音》等均有说。其法各不相同。纳音五行亦见于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日书》，饶宗颐先生曾有系统研究，他是这样说的：

纳音的手续，是把六十甲子，按照六甲的次序，配合十二律、五行之五音而成。

先区别阳律、阴吕二组，分为二图。一阳生于子，起于甲子之仲；一阴生于午，起于甲午之仲；由子、午以推阳与阴之律，阳律起于甲子而终于癸亥，阴律起于甲午而终于癸巳。以五音十二律，纳于六十甲子，起于甲子、乙丑，则子为黄钟，丑为大吕，自此隔八相生而为壬申、癸酉，由下隔八而为庚辰、辛巳，终于丁亥。再下为戊子、己丑，乃入于火行的范围。

甲子与乙丑相配而下生壬申，昔人作出譬喻说好像是律娶妻而生子，即以乙丑为妻而所生之子为壬申，壬申又娶癸酉以生庚辰，其实这即取自“隔八相生”中的“生”字之义：凡甲子至壬申相隔八日(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所生之子既为壬申，壬申在五行属金，故纳音之五行，亦当从“金”开始。金配五音为商音，故甲子、乙丑分别为黄钟商、大吕商。下生之壬申及癸酉为夷则商、南吕商。再下八位下生庚辰及辛巳，则姑洗商、仲吕商。再下八位为戊子、己丑，已入五行之火，复由黄钟、大吕起算，火于五行为徴，故戊子为黄钟徵、己丑为大吕徵，以下照此类推。[18]264～265[19]459～460

饶氏复列表备述五行纳音所属于支，文繁不录。研究《日书》的学者，多赞同其说②。据饶文所举，《抱朴子·仙乐篇》和扬雄《太玄》有关纳音之法，与上法并不相同。饶先生谓：“关于五行之次序用于纳音，其说多歧。”[19]471其实，“多歧”者并不限于“五行之次序”。综览所有关于五行纳音的解释，都是以宫配土、商配金、角配木、徵配火、羽配水为基础，然后用五行配数原理加以解说。早期的五音配置的来源及其“原理”，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我们曾据《鹖冠子》和孔家坡汉简《日书》，推测甲型五音配置为南方楚地楚人之学，乙型为东方齐人学说，丙型为西方秦人或三晋之学③。彼时放马滩秦简的材料尚未公布。现从已刊布的材料看，其五音配置也合于甲型之说，而今甘肃天水一带为秦人故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天水放马滩一号墓出土器物为秦器亦可为证。由此可见，用地域差异来解释先秦诸子五音配置的不同，可能并不合适。那么，如何解释三种不同的五音配置？在此不妨再作一点推论：那就是它们来自先秦时期不同的流派。

五行学说通常归结为“阴阳家”，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阴阳家：“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又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10]3965，3967《汉书·艺文志》本之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其数术略“五行”类收书31家652卷[20]1769。惜已全部亡佚。李零曾据书名和后世目录著述，将其分为“阴阳书”“五行书”“堪舆书”“灾异书”“钟律书”“式法”“文解书”“五音书”等8类[21]182～188。与五音有关的数术书当在“钟律书”和“五音书”中，前者有《钟律灾异》《钟律丛辰日苑》《钟律消息》《黄钟》，后者包括《五音奇胲用兵》《五音奇胲刑德》《五音定名》。近年来，地不爱宝，华夏大地出土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简帛数术文献，尤以《日书》为大宗，可以大致复原《汉书·数术略》五行类文献[22]1～39。而上举与五音配置有关的放马滩秦简和孔家坡汉简，本身就是《日书》或与《日书》密切相关，所以，五音配置的甲型，不妨看做是古代“日者”之说④。至于乙、丙二型，则或与古代礼家有关。唯材料有限，希望以后随着出土资料增多，有机会再加讨论。

[3][比]戴卡琳.解读《鹖冠子》——从论辩学的角度(中译本)[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李学勤.《鹖冠子》与两种帛书[M]//李学勤.李学勤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4]晏昌贵.放马滩秦简乙种《日书》有关五音的简文[J/OL].(2009-09-22)[201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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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