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李雪聪松江二中年级:高三第三届复旦大学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
本届李雪聪松江二中年级:高三第三届复旦大学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
中学生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探究倾向,进行哲学式的思考与探究,可以帮助他们明晰思想,优化思考,提升思维,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发现世界。哲学论文写作是训练自己思维的重要方式。先验思维将陆续推出本届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的优秀论文,展示当代中学生的思维深度和研究潜力,并将邀请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为学生论文进行点评,给予进一步指导,为中学生的哲学探究提供更为专业的示范。
作者简介
李雪聪
上海市松江二中
年级:高三
第三届复旦大学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一等奖论文获得者
我的哲学经历:
在我的认识中,单拿学科模式图来比较,如果说其它学科是由一个个知识点联成的网状结构,那么哲学就是由一层层思维模式磊起的楼宇状结构。在来到复旦大学哲学夏令营之前,我对哲学是陌生而好奇的:高二,涉及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政治必修四与设置了一个单元展开先秦哲学的语文选必上让我初次从课堂打开了哲学思考的一扇窗儒家思想在生活中的体现,而本次夏令营带给我的学习收获,就是透过这扇窗射进我心房的第一缕阳光。
五场主题讲座,始哲学之源,流过中国哲学千年的发展脉络。我记得张教授对我们要善于批判反思、勇于质疑常识的勉励;记得郭教授细言孔子生平,深入为仁与礼的讲述;记得林教授解读孟荀思想上的分野,一一打开每一张同学提问纸条的可爱;记得何教授对程朱理学讲解和对天人关系的探讨;记得吴教授讲授时阳明心学深入浅出,引发了我对公学于当代之意义的思考。四场通识讲座更是异彩纷呈:我记得祁老师以鲁滨逊是否孤独为例,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记得徐老师讲述儒释道三家文化对中国文化影响;记得以前就在b站上关注的“徐英瑾文史哲”栏目里的真人出现在面前,幽默诙谐阐述抽象思维对于我们具体生活的意义;更难忘沈教授在全场黑暗灯光中在屏幕前为我们指点宋画艺术哲学时内心之震撼与美的享受……
在这一个星期的学习中,我从九场讲座以及与同学老师下午探讨哲学话题时大家展开的无数哲学侧面中,意识到哲学是一门十分庞大,卷轶浩繁的学科,愧于自己作为在哲学面前知识面的浅陋,却更添对其的神往。这几天的哲学经历带给我的改变是巨大的,哲学知识的增盈不仅让我提升了自己的语言修辞的准确与优美,学会了从哲学的视域探索我所好奇的学科领域(音乐学便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我所领悟之哲学不再留于引用几句哲学家的名言,搬运几个艰深晦涩的哲学词汇,而是一种立体的,非片面的思维模式,一种将理论与与现实生活建立桥梁的人生智慧——关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互联网时代,如何独立思考,理性分析,警惕逻辑和情感的陷阱;在学习生活中,为何要时刻审视自己,追问自我行为的意义,而非失去自由,累于外物,盲目地被生活的浮躁裹挟着前进。
点评人简介
叶泳妍
复旦大学哲学硕士
第三届复旦大学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指导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
先秦思想史、政治哲学
李雪聪在中学生哲学论坛上发言
引言
作为艺术实体,中国传统音乐具有的一些本质特征(例如律制、钟磬埙鼓琴柷笙箫之类传统乐器等)是在儒家思想诞生并普及之前就形成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河南舞阳贾湖村出图的21骨笛为证);到春秋中期,五度相生律已经在《管子》中有所记载;到西周时期,“八音”对乐器分类已经出现。中国传统音乐诞生的土壤某种程度上,在仲尼未生之前,早已埋下了它“柔和、线条”的一些本质特征。
儒家思想虽生于春秋末期,但其对中国产生普遍影响的时期却不早于汉朝。因而在汉朝以前,准确来说,无法严格考证儒家思想“作用于”中国音乐艺术这一因果关系。
但是,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一样,历史可证,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其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无声的因素、一种潜在的意识,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这个民族的艺术的发展。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深远,因而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态、机理、功效、演变上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儒家传统的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特征与儒家思想是水乳交融的,两者实际上是互相影响,共同构成我国传统思想艺术之画卷的。本文虽侧重于“思想对于音乐的影响”,亦试图提炼音乐艺术中契合儒家传统思想的部分,以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前人关于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的研究,多侧重于“中庸”观念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本文亦会详细讨论笔者对于“中和”音乐观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联系之思,同时也将从“天人和一”、“乐与礼合”等视角探寻中国传统音乐艺术中儒家思想渗透的脉络与痕迹。站在当下,21世纪距离19世纪末——那个西方音乐文化伴随资本主义的扩张涌入中国的时代已经有百年有余,因此本文将会采用一些“与西方对比”的视角去突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
一、《荀子•乐论》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论语》载“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其此处“天”就有天意不可违、天主宰一切之意。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为不桀亡”(《荀子•天论》)。虽然通常我们理解儒家的“天人合一”观点带着一些神学的“天命论”思想,但荀子在《乐论》中也曾提出这样的音乐审美体验:“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儒家音乐观中也具有类似于道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观。
体现在音乐艺术上,相对于多选择人工材质(金属、标准木材、合金)的西方乐器而言,中国乐器选材多取于自然,并且充分利用这些材料的独特性,例如琵琶、二胡等。这些乐器相比西方乐器音色更接近自然,因而更容易表现出荀子所说“自然万物”之意境:一架古筝就能奏出海之春江潮水,一支古笙就能吹出大漠孤烟之萧瑟,一曲《赛马》以二胡的“连顿弓”模拟马声,一把古琴就能以泛音的技巧绘出《蜻蜓点水》。
此外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中,《平沙落雁》、《梅花三弄》等5首曲目均以描绘自然风景或歌颂自然意象为题材,这情景交融的音乐美不仅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也反映了直到明清,孔子所言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审美精神依然存留于中华传统音乐作品的标准中。
二、“中和”之声,铸中华音乐之韵
《中庸》学说是儒家建立的,其整个理论框架建立在“中和”(或“和谐”)的基础之上,其核心与归宿,则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在以后一些儒家学派代表人的论著中,表述得更为明显、直接。如公孙尼 (约生于公元前798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 嵇康 (233~263) 的“音专用有自然之和”, “声音以平和为体”,和周敦颐 (1017~1073) 的“溃”、“和”等。在音乐机理层面,我国传统音乐调式体现着“音音之和”与“旋律柔和”的特点。
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多采用五度相生律(又称三分损益法),在音程关系上,五度相生律比西方广泛采用的十二平均律更加和谐,即在五度相生律中,同时弹下任意两个音,总有一种“和声”之感。这一点在古筝“刮奏”手法(经常用来模拟流水的琶音)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当3-4组不同音高的五音被连续奏响时,给人的感觉如同置身山水之间,十分旷远协和,原因就是五度相生的律音之间普遍存在着“音音之和”的音程关系。此外,“五声音阶”,即“宫(1do)商(2re)角(3mi)徵(5so)羽(6la)”,相比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音乐作品中多采用的“七声音阶”,缺少了两个具有最强情感倾向性的音,即下属音(4fa)和导音(7si),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传统音乐作品不容易通过普通的旋律进行来表现出浓烈的情感,进一步决定了其“旋律柔和”的特点。
这揭示了为什么我国传统音乐作品在听觉上给人的直观情感体验总是“平和恬淡”的。同时,“中和”的音乐观还体现在创作者的创作手法上,“曲与词和儒家思想在生活中的体现,声与情和,音与调和”是贯穿于中国传统音乐创作中的核心。
先秦时期,音乐主要是起到辅助礼的作用。作为经常出现于庙堂之上的典章制度,它的“和”促进了人与人交往中的仪式之“和”;进而乐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维护了上层建筑统治秩序之“和”。儒家之所以主张音乐具有“中和”的特征,与其认为音乐与社会、政治存在着根本联系的观点密切相关。
三、 “乐”在儒家思想中的“曲折生长”
“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荀子在《乐论》中写了音乐当时服务于宫廷之“礼”的场景——奏乐的乐工乐师快速来到,奏乐,再退下,按照次序和规定,演奏指定的曲目。相比西方乐器,中国乐器多小巧玲珑,便于携带,使“礼乐”仪式得以方便地进行。
儒家思想对于音乐的重视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乐经》虽失传,但反映儒家乐理的著作《乐记》、《乐论》依然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音乐思想。“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此言奠定了“乐”在成长过程中被儒学“紧紧簇拥”的地位。
然而“乐”之所以“受宠”却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艺术活力。
儒家讲求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礼记·乐记》) “乐和同、礼别异”(《荀子·乐论》),礼制使人们显现出等级的差别,音乐则使人们同心同德。这很好地说明了乐服务于礼的样态:乐“入人也深八字百科,化人也速”,音乐本身具有感染力强的特点,使人与人在社交时氛围融洽,体现出统治者的威严,从而归顺于“礼制”的等级划分,有秩序地进行社会活动。“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庄肃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
可以说儒家对于音乐的重视一部分归因于其对“君君臣臣”秩序社会的主张,另一部分则是儒家看到了音乐对于个人道德品行的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将音乐审美视作一个人修身、治学的最高境界。《乐论》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更是人们发泄情感,从而排除动乱的有利媒介,“民有好恶之情而无息怒之应则乱”。因而音乐具有调和情性、敦化道德的功能。
在如此重视之下,中国古代的音乐得以发展,甚至造就奇迹。汉乐府等音乐机构促进了音乐发展,使得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被创作出来,《诗经》中美好隽永的诗作得以流传至今;精美的乐器被制造出来,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这由64个编钟组成的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编钟组,是对先秦礼乐等级制度的完美体现,其“一钟双音”的制造工艺代表着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水准,是世界民族乐器殿堂中的瑰宝。
然而,“礼乐制度”却也给“乐”的发展带上了“脚镣”。儒家认为音乐的作用在于教化儒家思想在生活中的体现,所以极力推崇具有规范行为的“雅乐”,反对其它形式的音乐,对传统音乐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其一,民间音乐被贬低,诗经《风》《雅》《颂》中,《风》是地位最低的。我国的民间音乐直至明清时期才兴起。其二,受儒家思想影响,音乐在我国历史中长期被统治阶级认为是政治的附属品本届李雪聪松江二中年级:高三第三届复旦大学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职业音乐人,古代的“乐伎”“戏子”的社会地位在传统中国始终不高。对比西方文艺复兴后宫廷乐师如巴赫、莫扎特等人,可以说中国古代甚至没有在世界音乐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音乐家。其三,音乐体裁创新不大,相比于西方交响乐、协奏曲、圆舞曲等多种音乐形式,中国音乐体裁整体发展中自身突破很少。其四,因为儒家对于人伦理道德注重“克己复礼”,因此当艺术家具有激烈的创作情感时,其热情往往被“发乎情,止乎礼”的伦理规范所限制,于是充满音乐张力的作品在我国历史中很少见,而对比西方交响乐的恢弘,变奏曲、圆舞曲等曲式的丰富,我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效果、丰富程度都远远落后。这是因为,在儒家思想语境下,音乐政治化、教条化,被紧紧绑扎“礼”的车轮上,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余论
中国传统音乐在严格定义下,是采用中华民族固有方法、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形态特征的音乐。但我国流行音乐作为当今对我国人民影响最大的音乐群体,在现今西方音乐文化对我国音乐带来复杂影响的情况下,更值得我们从儒家的音乐观上对其进行反思。近年来,华夏文化自信在国民心中升起,我国当代音乐人也纷纷开始在流行音乐中注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作为音乐创作者,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我国传统音乐,了解它温柔的特性,和它重视国家风景、疆土山河、绘画意境表现的精神内核呢?
在这个艺术边界逐渐模糊的时代,一些包装成新型音乐的反社会、违背公序良俗的歌词不断被加入到我们所接触的流行歌曲之中——作为听音乐的人,我们是否应用荀子的“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劝勉自己,用“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来警示自己呢?
综上可见,我国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影响之深刻,渗透在我国传统音乐的各个方面。在哲学语境下思考中国传统艺术,让当今的我们学会扬弃,学会守、破、离,更好地反思当今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形势。秉持着儒家“家国情怀”的精神传承,我期待社会“尽善,尽美”的音乐价值追求会激励更多优秀的中国音乐人,让我国的传统音乐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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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林,《儒家音乐观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特征》,《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03卷,86-90页
钱茸,《中国传统音乐的含蓄美倾向与儒家文化》,《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04卷,24-28页
范丹珩,《儒家“中和”音乐观与中国传统戏曲音乐》,《戏曲艺术》,2003年01卷,90-93页
谭水清,《天人合一——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思想文化的中轴》,《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04卷,14-16页
桑东辉,《的音乐伦理思想体系探赜》,《道德与文明》,2021年02卷,75-80页
论文点评:
李雪聪同学《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一文将儒家文献的分析与丰富的乐理知识相结合,内容详实,十分具有创新性。
文章开篇从乐器的材质、音阶和演奏手法,来说明中国音乐何以与传统的天人观、中和观相互反映,避免失于空泛。同时,本文持辩证的立场,在观点的呈现思路上,做到了全面且清晰,既指出儒家注重礼教、礼乐结合的思想对音乐地位的提升作用,也观察到这种与政治密切结合的属性,亦束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最后本届李雪聪松江二中年级:高三第三届复旦大学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基于中国音乐折射山水、寓意“善”的两个根本特征,本文对当代国风音乐提出反思。在有限的篇幅内既具思辨性,又做到了知识的融合和谨慎的论证,值得认可。
本文并非严格的哲学写作,即并非以概念的辨析展开全文,但正是这种特征,使本文在美学研究中脱颖而出。而如果还希望更合乎学术要求,可以在概念的辨析、儒学学术史的叙述方面做到更加精确;结合更多的相关著作或论文进行讨论,或在开头处以精简的综述形式引入;同时选择更小的主题和切入口,使研究更为深入。
点评人叶泳妍
复旦大学
叶泳妍老师在与小组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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