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佛教经典言：“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中国自秦汉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说到两宋文化的昌明，我们不能不提到两宋的哲学，它是两宋文化中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和世界上那些差不多与中华古文明同时出现、也曾辉煌一时的古老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及玛雅文明相比，后者早已神魂俱逝、面目全非，唯留下一些断垣残壁、陈迹往事，供旅游者登临凭吊，发思古之幽情。而中国的文明则传承不绝，精魂犹存。

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以及由它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创造出绵延五千多年、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

除了具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其不可或缺的、坚实的思想基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神之所在。

这个思想基础的核心，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而宋代的哲学，是继先秦之后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

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所进入的一个新阶段，在整个人类的认识历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中国古代哲学发轫于殷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家并起，展开了思想争鸣，形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时期。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文化发展受到了一次重大挫折。汉朝继起，学术逐渐复苏，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

这一重大的转折，实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

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开创，统治者为了统一意识形态，曾先后选择过法家和黄老道家的学说作为其统治思想，但实践证明它们只能行于一时。

相比之下，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真正适应封建统一帝国的长远需要。因为比较其他各家，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更深的现实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或虚玄空想，而是以具有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

儒家一贯强调“孝悌”是立国之本，强调作为社会等级的伦常秩序的重要性，总是非常有效。所以，选择儒家学说在当时可谓势在必行。

不过，随着两汉以后中国整个思想和学术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新思潮的崛起，外来文化的冲击，整个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700多年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与冲击，从而踏上了时运不济的蹇途，处在一个中衰的状态之中。

首先是来自玄学思潮的冲击大六壬，以后又有佛教和道教的挑战，所以儒学在这一时期逐渐失去了两汉时所拥有的“独尊”优势。

到隋唐时期，统治者与老子“攀亲”，佛教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拥有很大的势力，儒学实际已经降格为统治思想中的鼎足之一。另外，始于隋而盛于唐的科举取士制度，重“进士”而轻“明经”，“缙绅闻达唯文章”，由此形成了读书人群趋竞集于进士一科的现象，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而佶屈聱牙的儒经则被束之高阁。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时谚告诉我们，非唯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即便在教育领域里，经学的权威也已是今非昔比。

但是，应该知道，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封建统治学说，绝不是出于汉武帝个人的一时好恶，而是由于它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它适应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适应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适应以封建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关系。

因此它具有其他思想学说所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即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能为全社会提供其必不可少的纲常名教。

这种社会功能，以前的法家和黄老道家无法替代，现在的佛教和道教同样无法替代。两汉以降，整个儒学的地位虽然每况愈下，但它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正宗及王道政治和宗法制度的理论基础的地位并没有丧失，尤其是在伦理领域的权威从未发生过多大动摇，儒家所强调的“三纲五常”，依然是包括割据政权在内的每一个朝代所依赖的指导思想。

每一次政权更迭，无不是依据儒家经典来确定朝纲朝仪，至于有关立国的禅诏、告书，有关国家军政大事的诏书、奏章，有关刑政制度的确立或修订，也皆是引据儒经。儒家的“忠孝之道”，依然是整个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佛道二教不能动摇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它们往往只能去迎合这种观念，许多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还自我辩解说他们的教义并不违背“忠孝”大伦。

就以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来说吧，由于政治秩序的非正常化运作，所以儒学安定社会的作用难以得到发挥，但因为社会的宗法性特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儒学在伦理领域内的作用就依然十分有效。如东晋南朝，世家大族极重门第血统，而财产与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仍依赖于宗法制度。

综上所述，把儒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这是一种必然的时代选择，只要封建主义还在进行，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恐怕就很难产生别的什么选择。

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已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因素，也必然会对这一选择起到一种无意识的导向作用。

中国封建主义的必然历史取向，是选择儒家学说作为其统治思想，因此，儒学地位下降的趋势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

然而，自孔子以后，儒学所弘扬的主要是“齐家”之学和“治平”之术。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学虽也有子思、孟子一系的阐发，但却始终具体而微，不为大多数儒者所重，更遑论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魏晋以降，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释、老二家实已夺孔孟之席。

尽管当时儒者排佛道甚烈，但其范围不出强调儒学正统、伦常纲纪、夷夏之辨及经济因素这四个大的方面，却没能从思想理论的深度上加以批判，激烈有余而切中要害者不多。可是，佛道久排而不去的症结，恰恰就在于它们拥有颇为精致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儒学要想重新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必须压倒佛、道学说，更主要的是压倒外来的佛教思想。

可是，依靠儒学的旧有形态－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理论框架，以章句注疏、名物训诂为表现形式的汉唐经学－显然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魏晋以来儒者屡次排佛、道斗争失败的事实，已经对此做出很好的说明。儒学首先必须经历一场自身的改造更新运动，以增强其与佛、道思想的抗衡能力，才能最终战胜它们。

儒学的改造更新，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变迁运动。它的实质是要消化外来的异质文化，重振儒学，恢复它作为统治思想的“独尊”地位。而重振儒学的方式，可以称之为“思想整合”。所谓思想整合，就是调整儒学内部的结构，摒弃汉唐儒学中“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内涵，把佛、道学说中有关宇宙论、心性论这些具有形上本体论性质的思辨内容，经选择改变后整合到儒学中来，使儒学变成一种以人伦纲常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本体论哲学。

稍具体一点说，就是儒学亟须强化其统摄人心的作用，把儒家本来日用伦常的“心”“性”“理”“道”等概念范畴升华，赋予其宇宙论、本体论的意义。并立足“此岸”，以“超越”而不离世的方式，对佛、道两家所提出的各种涉及人生“终极关怀”的宗教和哲学问题，做出新的、儒学化的回答与再解释。

以类似“戒定”的“修养功夫”，营造一个可与“天国”“彼岸”相媲美的“人圣”境界传统哲学中的儒家思想有哪些，从而使儒学的面目一新，而又能保持其修己安人的入世传统，并因此使其具有社会功能上类似宗教、而理论结构上非宗教的特征。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形态，它不同于先秦以来的儒学形态，却又保持了传统儒学的基本特征。

当然，思想整合的展开是需要条件的。不过，这一条件在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儒、佛、道三家的不断冲突、涵化后已经成熟。于是，儒学的复兴运动就成为历史赋予宋代思想家们的时代课题。

关于宋代的主流哲学，学术界历来存在多种指称：或“道 学”，或“理学”，或“宋学”，或“新儒学”，不一而足。其中“新儒学”一名，原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冯友兰、陈寅恪等先生一度采用，

以后主要在海外学界被广泛沿用，只是近二十年来才在国内部分学者的论著中出现。究其含义，乃是指称宋代开始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儒、汉唐经儒的新的儒学形态。

至于“道学”“理学”和“宋学”三者，均为中国历史上旧有的名称，尽管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之别。概言之，“道学”之名出现最早，在北宋时已有运用，但其指范围较狭，尤其在两宋时期大多仅指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之学；

“宋学”之名为清代考据学家所习用，以作为其所治“汉学”之对称，此名虽然能包容宋代哲学诸家，但却不仅专指哲学，亦可泛指如史学等在内的其他学术，这有点失之宽泛；“理学”之名始于南宋（佛教所谓“理学”不在论列），

它成为指称宋代以来形成的哲学主流之专名，今人采用此名者居多，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哲学史界。

“理学”之名有狭义、广义之分，这种区分，又可从学派和性质两个角度着眼。就学派而言：狭义的“理学”，仅指周、张、程、朱之学，一般亦称“程朱理学”，即上面提到的“道学”；稍广一点，则既指“程朱理学”，亦指以南宋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它与明代的王阳明之学合称为“陆王心学”。

当代学者有更广义的理解，那就是除了程朱、陆王两大派外，还包括“气学”（以北宋张载、明代罗钦顺、王夫之为代表）、“数学”（以北宋邵雍为代表）、“新学”（以北宋王安石为代表）、“蜀学”（以北宋苏轼为代表）、“婺学”（又称吕学，以南宋吕祖谦为代表）和“湖湘学”（以南宋胡宏、张栻为代表）等。

就性质言：狭义的“理学”专指“性理之 学”，即着重探究“理”“气”“心”“命”之类概念范畴的学问，有时也称作“心性之学”。广义的“理学”，则是指“义理之学”，即有别于汉唐儒生治经所注重的章句训诂之学，旨在寻求儒经中蕴含的大义和道理的学问。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义理之学”早于“性理之学”出现，并能涵盖“性理之学”，而“性理之学”则为“义理之学”的精髓。

理学的发生，人们一般可以追溯到中唐以后的韩愈，李翱、啖助、赵匡、陆淳等人那里。但真正作为一种时代思潮传统哲学中的儒家思想有哪些，是从北宋仁宗的庆历前后发端的。理学思潮之所以会在北宋中期发生，有其作为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前面已经有过论述。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北宋理学思潮的崛起，也与当时的现实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学思潮就是北宋中期政治变革运动的产物，而范仲淹、欧阳修领导的“庆历新政”，正是理学思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契机。

宋初的最高统治者，在确立了其立国的一系列基本国策后，在对待思想学说的态度上，则采取按需所取，不囿于一家一派，照搬唐代儒、佛、道“三教并行”的政策，既尊崇儒学，对佛、道二教亦予以相当的重视与扶持。

所以，在现实政治的影响下，宋初80年的思想学术界的状况，大致可以概括为：

一、 思想混乱，儒、佛、道三家学说并行不悖；

二、 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一般学者研究经学多墨守汉唐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

三、 知识分子思想沉闷保守传统哲学中的儒家思想有哪些，热衷于科举时文。

这样的格局到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统治时期便开始维持不下去了。庆历之际，伴随着求变呼声的不断高涨以及“新政”的一度施行，学坛上兴起一股批判性的社会思潮。整个思潮在三个层面上同时展开，即否定汉唐经学，排斥佛、道“异端”和抨击四六骈体文。而思潮的总倾向则是要求复兴中衰已久的儒学。与以儒学精神来指导现实政治的主张相映成趣，振兴日益衰颓的儒家学说，成为庆历之际学者高举起来的旗帜。

然而，他们所提倡的儒学，并不是自汉迄唐所延续下来的章句训诂、笺注疏义之学；恰恰相反，这种传统儒生所传习的学问，成了这一时期学者所集中批判的对象之一。

于是，可以看到这么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即当时学者一方面在为儒学的衰微感到愤慨，强调要“通经学古”，一方面却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汉唐以来的儒家经学。

正如当时的李觏所指出的“世之儒者，以异于注疏为学”。在庆历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批判思潮中，作为思潮的一翼是对汉唐经学的反对，因为它们被视为回归到孔孟、“三代”的内在障碍；与此相关联的思潮之另一翼，则是要打击造成儒学每况愈下的外在对手，即佛、道“异端”和四六科举“时文”。

于是在庆历之际的学坛上，

同时出现了以排佛为主的“攻乎异端”的热潮，以及抨击形式华美、内容空洞的四六时文，倡言以散体取代骈体的古文运动。

庆历之际理学思潮的倡导者，是范仲淹和欧阳修，而胡瑷、孙复、石介、李觏等都是这一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励精图治，革新除弊，改变宋初以来沉闷、因循、保守的政治局面。在思想学术上，他们积极主张振兴儒学，恢复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独尊地位；排斥佛、道二教，从佛、道手中夺回失去很久的精神阵地。

他们否定汉唐儒者所着重从事的章句训诂、笺注疏义之学，提倡以自己的主观体验来把握、领悟孔、孟的“微旨精义”，并初步开始注意对儒家经典中义理成分的阐述及发挥。

在文学领域里，他们否定浮华空洞的四六骈体文，倡言“文所以明道”的古文运动。

在人格完善和名节砥砺方面，他们能够开风气之先，积极主张正风俗、励人心、尚道德、重气节，力图扭转五代以来赛廉鲜耻和偷闲淫惰的士林风气。

在这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重言而且重行，以自己亲身的践履树立起了一个崇高的人格风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高标儒家“名教”，严辨“君子”“小人”，强调“君子有党”，“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他们利用一度掌握的国家权力，大力整顿腐败的吏治，改变科举考试的程式，竭尽全力发展地方和中央的教育事业。

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长期从事教学实践的教育家，他们利用讲坛，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开去，影响了不止一代的学子士人。

但是，这一时期的学者，在理学理论范畴体系上建树不大。这一方面与他们自身的理论素养不足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旧有的理论体系仍相当强大。历史赋予这一阶段思想家的使命，与其说是去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毋宁说是去破坏旧的理论体系。

实际上，这一阶段思想家们的最大贡献，恰恰就在于拆除了旧有的理论殿堂，为此后新理论的出现扫清了道路。倘若没有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性工作，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随着批判的深入和汉唐经学“殿堂”的被拆除，自宋仁宗末年即嘉祐之后，北宋理学思潮开始进入其第二个发展阶段，即新理论的创建阶段。持续到宋神宗的熙宁、元丰年间前后，这一思潮达到了高潮。

在这一阶段中，涌现出了许多“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真可谓学者辈出，学派林立

。周敦颐、邵雍、张载、司马光、王安石、程颢、程颐、苏轼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的“濂学”“象数 学”“关学”“朔学”“新学”“洛学”和“蜀学”等学派。

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是学界的领袖，同时也是参与国政、在政界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学说，对当时的理学思潮产生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些人各自分属于不同的学派，

代表着不同的阶层，出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观点。

这些观点尽管差异很大甚至对立，但在根本的取向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挽救当时统治理论所面临的“家异道，人殊德”的严重危机，试图能“一道德而同风俗”，为封建伦常纲纪提供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思想学说，从本质上说都属于理学思潮的产物。

在作为以理论的创新为主要标志的北宋理学思潮的第二阶段中，汉唐的经学体系已被彻底击垮；佛道二教在理论上的优势已基本被儒学所夺走；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同时也造成了这一运动的分裂，

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士和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开始分道扬镳。

在哲学理论范畴方面，王安石以《洪范》五行为研究基点的“气”一元论，张载以《周易》为出发点的“气”本论，二程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出发点的“理”本论，司马光以《太玄》为出发点的、以“虚”为本的本体论，以及苏轼以《周易》结合佛道思想的理论等等，争鸣于当时的思想舞台。

这些理论虽然有精粗深浅的不同，但却都是新的或至少是部分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儒家思想，由此牵涉到他们在认识论、人性论等许多方面的不同。

在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对人生态度的关注方面，这一阶段也得到了突出的重视：探寻“孔颜乐处”，追求“天人同体”，高标“浩然正气”，涵泳“圣人气象”，成为当时的思想家们所共同关注的课题；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极高明而道中庸”，“人皆可以至圣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些格言成为时代的座右铭，它们在抽象意义上赋予了人生以完美、永恒、崇高的意义，使人们产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憧憬，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法乎其上”的理想境界。

然而，北宋理学思潮发展到第二阶段时，第一阶段的那种“先忧后乐”，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理想人格，也开始逐渐出现转向。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在反省日渐为学者们注重，并进一步引向“存天理，去人欲”的倾向。

甚至像王安石这样非常重视“外王”事功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居然也会激烈地批判追求物欲，进而大谈“去情却欲”，认为“去情却欲以尽天下之性，修神至明以超圣人之域”。至于二程及其后学们，则更注重“内省”和“持敬去欲”的理论的探讨。

在北宋理学思潮的高潮中，学派虽出现了不少，但真正处在中心位置的无非是三个，即“关学”“新学”和“洛学”。这三个学派以后的发展情况是：

“关学”自张载去世后开始式微。吕大临、苏昞等一批张载的高足，加入程门“洛学”的行列。由此，“关学”出现了明显的“洛学化”倾向。

“关学”的“正而谨严，精思力践”的古朴学风，逐渐为涵容义理、穷究“心性”的“洛学”风格所取代，尽管“关学”的风格与“洛学”的风格终究还是有所区别。

“新学”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一度遭到“旧党”人士的排斥，但不久因得到蔡京、秦桧等权臣的支持，在两宋之际的半个多世纪里占据了统治思想的地位。

不过，此时的“新学”也已变质，非但没有出现有影响的思想家，更有甚者，其学被蔡京、秦桧之流利用成为排斥异己的工具。这是王安石的悲剧，也是“新学”的悲剧。到南宋中期，随着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洛学”逐渐成为学界主流，“新学”也就被当作“异端邪说”，不断地遭到贬低乃至否定。

至于“洛学”，由于二程一生以从事教育为主，因此培养了大量弟子。

程门的弟子遍及当时的中原、河东、蜀中、关中、吴越、湖湘、闽赣各地，所以“洛学”自北宋后期开始蔚为学界大宗，也成为北宋后期唯一能与受到官方支持的王安石“新学”相颉颃的最大的一个学派。而且，“洛学”的关键人物如程颐、杨时，都享高寿（程颐75岁、杨时83岁），在学界老成凋零之际，成为独步一时的学坛泰斗。他们在政治上不得志，所以主要时间多用在从事教育方面，培养了大量学生，在思想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不过，“洛学”在两宋之际始终处于受排挤和压制的地位。情况有所改善是从北宋末以后慢慢开始的，其中的斗争一直十分复杂与曲折。

南宋建立以后，在宋高宗建炎至绍兴年间，

围绕着如何对待二程“洛学”的问题曾展开激烈的斗争。

自靖康元年解除“学禁”后，“洛学”弟子开始被朝廷起用。宋高宗起初想利用“洛学”的影响来巩固政权，所以如杨时、尹焯、胡安国、朱震、范冲等相继被起用。然而此时反对“洛学”的声音也不小，如陈公辅就曾上疏痛斥“洛学”，但此时的学禁比北宋末要宽松多了。

南宋开始对“洛学”学禁的渐松，加速了“洛学”的传播，至南宋中期，“洛学”已经遍及当时的南宋境内，出现了如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大儒，但同时也出现了以反对“洛学”传人朱熹之学的“庆元党禁”，程朱之学被目为“伪学”。一直到南宋后期宋理宗统治时期，在朱熹传人真德秀、魏了翁等的积极倡导下，“程朱理学”的地位才被官方所正式认可。

宋理宗在淳祐元年（1241年）下诏褒扬“北宋五子”和朱熹，并为之追加封号。之后，“程朱理学”逐步开始向官方哲学发展，其生命力也随之慢慢地被消解。

南宋的学界可谓是“洛学”的天下，当时出名的学派有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之学”（即“心学”），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吕祖谦、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下又可细分为“金华学派”“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以朱震为代表的“象数学”等，它们或多或少都与二程的“洛学”有一定的关系。

这一阶段也是宋代理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在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以后，理学已进入其成熟期。朱熹、吕祖谦、张栻，当时号称“东南三贤”。但由于张、吕均英年早逝，朱熹就成为一个集大成者。

朱熹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的思想，尤其突出了二程的“理”本论，并加以补充完善，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

而作为内部的反对派，也在此时出现，那就是陆九渊“心学”的形成，陆九渊吸收了程颢的“心学”因素，并与佛教禅宗的思想结合起来，把“心”提高到哲学本体的高度，完成了“心”本论。而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则高扬儒家“经世外王”的思想传统，反对空谈“身心性命”。

以上是对宋代哲学历史发展过程的鸟瞰，如果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理学中最先出现的是“气学”，它是专门针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的佛教和道教崇尚虚空的思想学说而发的。周敦颐强调“太极元气”、张载提出“虚空即气”的命题，认为“气”为宇宙的终极实在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因而从宇宙论的根本上打击了佛、道二教的出世思想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儒家学说建立了一个宇宙论的论证。

接着是邵雍“象数学”的出现。它研究实在的宇宙过程和历史过程的规律性问题，比“气学”进了一步，但其弱点是在致力于寻找宇宙、社会演进的规律时，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术数的神秘色彩。因而“象数学”之数最多只能反映宇宙和历史演化的周期，却无法真正揭开世界的规律。

此外，“气学”和“数学”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它们探讨宇宙实体与宇宙规律的学说，均未能与传统儒家的核心思想即伦理道德原则紧密结合起来。“理学”（即程朱理学）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程

朱理学开始把伦理原则上升为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又吸取和结合了“气学”“数学”的一些重要内容，使得儒家思想有了更为坚实的本体论基础。

然而程朱理学也有其弱点，它虽然把伦理原则上升为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但在道德实践方面更多地把伦理原则作为一种外在的权威，而忽视了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于是也就有了“心学”的出现。

陆九渊的“心学”从弥补程朱理学的以上弱点出发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反对程朱理学的实践论，提出以人的“本心”作为道德主体，“本心”自身就决定道德法则，突出强调实践的主体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