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俱存

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俱存

儒家文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主体意识，但主体精神始终保持着连贯性和统一性，这种延续对国人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可以说是儒学家的基本主张。宋明理学肯定道德的崇高和尊严浅谈儒家哲学思想对个人价值观塑造的积极影响，它认为实行道德原则就是人生价值之所在浅谈儒家哲学思想对个人价值观塑造的积极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要体现道德原则，以实行道德原则作为人类生活的归宿，实际作用固然是维护当时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但也有重视精神价值的伦理意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俱存，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一、积极的影响

伦理本位与自我修身儒家文化中一个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人伦关系为基点，以积极入世为目标，在不断地追求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报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可，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孔子的基本思想点是“仁者爱人”,而后他又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观点，这种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在道德上追求自我完善，正如曾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也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基本要求是人要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做起，先正己，后正人，先治身，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为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平”。由以个人修养为中心，逐步上升到以报效国家为终极目标，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人生价值取向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俱存，这一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稳定的重要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2.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西方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人重义轻利，西方重利轻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价值取向上确立了义高于利的原则。其后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说明他把“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大于利”,更明确了重义轻利的观念。

3.以民为本与君权至上的思想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伦理政治的核心，孔子认为国家的安定是以民心的安定为前提的，他主张以富民、教民为基础，在“民、食、丧、祭”中，民居首位。孟子则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张载提出了“民贵物与”;程颐则直言“民惟邦本”;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王夫之确认“君以民为基”。由此可见，“民本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集中体现。除了君主会依据时局变化实行“仁政”外，一些进步的在朝为官的知识分子，也往往以儒家这一主张为依据，不失时机地针砭时弊，劝君王减轻徭役、放弃苛政。唐太宗时的魏征、皇甫德参等人便进言以使帝王行明智之举。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是起了促进作用的，特别是减轻徭役政策的实施相对减轻人民的负担，缓解苛捐杂税造成的重负，这在推进社会的进步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君与民之间的关系无论多么和谐、融洽，从本质上说来，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仁政”是调整君民关系的一种手段，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方式方法，但这却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4.天人合一与驾驭自然“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儒家思想的主流多持有这一思想。这一思想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天”不离开“人”,“人”亦不离开“天”,强调人和自然的协调统一，它包括人的道德观念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人的行为与自然运行的统一两个方面，千余年来这种理念一直影响着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人们追求的是和谐统一、崇尚安宁，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利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方面人们大多愿意自主地处理好作为人这一庞大主体之间的关系，努力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力求恰到好处地演好自己的一出戏；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人们懂得对自然的破坏自然迟早会让人类付出代价，因而现在尽力做到不过分地向自然索要。在“天人合一”这一思想的牵引下，人们尽量在以不破坏大自然大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地注入人的审美意识，使自然恰到好处地为人类服务，使人与自然能够自然相处，使和谐社会的构想能尽快地变为现实。

二、消极的影响

伦理本位道德至上压制了人的个性发展伦理本位、道德至上的人生目标是承认君权的，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它压制了许多人的个性展示，“三纲”削弱以致否定了臣、妻、子的独立人格。伦理本位、道德为上过分地强调步调一致，往往为了整体的统一而要求个人抛弃内心极不愿抛弃的、异于他人的、纯属个人独有的思想，这使得社会上丑恶的现象也出现不少，有时表面上风平浪静、和颜悦色、貌似恭谦，而内心却是风起云涌、恨之入骨、冷嘲热讽。伦理本位、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是以牺牲人性为代价的，它过度地强调人的义务和责任，无论哪一阶层的人皆是如此，称为天子的皇帝也必须承担着义务与责任，挑起天降的大任。伦理本位、道德为上的价值观也影响着人们对人才的评判。儒家以道德为中心，于是道德标准成了判断人才的唯一标准。自从先秦开始浅谈儒家哲学思想对个人价值观塑造的积极影响，历代的儒家所宣扬的都是“忠孝节义，三纲八目”,对“才”则褒扬的很少，司马光曾对人有这样的划分：有德有才的是圣人，无才有德的是贤人，无德无才的是愚人，有才无德的是坏人。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也多会给那些表现的道貌岸然，庄重稳健或谦恭知礼，憨态可掬的给人以正人君子之感的人好评。如果你思想活跃，表现力极强，个性太鲜明，让人觉得有鹤立鸡群之感，恐怕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纵然你诚心与人为善，也不免要遭他人缺乏教养或修养的指责。

2.重义观是人们对利产生错误的理解“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使人们过重于“义”而耻启齿言钱，凡事与钱扯上关系，便让人觉得俗。但是明不言利可暗指，送礼、贿赂多是“暗钱”交易，如果真不重于钱财，中国何以出得那么多的贪官？中国古代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俱存，这成为商品经济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政策之下商人的地位无从谈起，士、农、工、商中名列末尾。在《资治通鉴》中有如下的记载：时武三思，张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数面折之。尝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顾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劳勉之，同列皆叹服。此段话正表明商人的地位是不高的。同时，人们也把金钱视为万恶之源，有不好的、又是人为的事发生时便说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话来贬斥金钱。如此的鄙视利益才否定对人生、对物质的追求，对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利的，只有在物质基础相对结实的情况下，人们才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需求，才可能有明智的精神文化的产生。

3.君权至上使得人们视王者为神灵站在人民对面的是国君，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规范，孟子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言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都表现了儒家对国君权力的极度推崇。中国的历代君王都通过各种手段、政策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国君的言语就是法律，国君操纵着生杀大权，任何的宗教权力都屈从于国君、服务于国君，正如黑格尔所言：“皇帝是宗教和科学的领袖……”。现在人们有了民主意识，也知道很多时候应以民主的方式决定一些事，但由于千年的影响，人们的民主权利行使的不是很好，很多时候人们还是宁愿领头的人直接做出决定，自己行使便是了。这便是千年“君权至上”思想对人民的毒害，扼杀了民主精神。

4.天人合一的思想软化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相信天、相信命运、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的主宰，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现在的人们，“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同时，注入的“无争意识”则难以促进人们上进心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