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行而不相悖”（深度好文）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行而不相悖”（深度好文）

引论

所谓哲学，生死之学。人有生死，生为有限、死则无限，哲学探究死后无限之生。死后无限之生，即死后之永生，这是有限之生抗拒死亡的希望，也是有限之生安身立命的根据。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行而不相悖”[1]。于死后之永生，西方形而上学寄托超越之永恒，中国哲学追求现世之永续。永恒与永续，都是无限但却并不相同。永恒基于超越，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永续植根现世，是现世时空的无限——空间上的家国天下与时间上的永垂不朽——也就是家国天下之永续。比附西方形而上学超越之永恒，也就背离了中国哲学现世之永续，是“伪中国哲学”。

西方形而上学寄托超越之永恒，源于一种永恒信念；中国哲学追求现世之永续，则源于“绝地天通”。西方形而上学与中国哲学，其精神上的差异就决定了主题与方法的不同。如下所示：

寄托于超越之永恒，西方形而上学的主题，基于现世-超越的二元划分，建构本体论与认识论；建构本体论与认识论，其方法为理性思辩，即通过理性思辩来建构理论体系。追求现世之永续，中国哲学的主题，就在于群己之间，个人于社会之中修齐治平、永垂不朽；永垂不朽，其方法为述而不作，述而不作的传承造就了传统与历史。

中国哲学在群己之间的事业，主张与行动一致，就是人生观。形而上学的理论转化为人生观，则需要人生哲学的建构。群己之间，述而不作的传承积淀为传统，传统积淀为内在的自觉，内在的自觉转化为积极的行动。西方形而上学，理论是人生观的源头；中国哲学，传统是人生观的根源。

中国哲学的方法，述而不作；西方形而上学的方法，理性思辩。理性思辩，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方法，同时也是理性思维的方法。基于述而不作，结合理性思辩，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方法。

一、现世之永续——中国哲学精神

1.“绝地天通”与“如神在”

中国哲学专注于现世，这源于“绝地天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2]

“绝地天通”，断绝“民将能登天”，专注于现世；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神为民所用。神为民所用，先贤前哲有功烈于民者、天地山川有利用于民者，可入于祀典。“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3]

“绝地天通”，民神不杂，民神异业。“子不语怪力、乱神。”[4]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5]神因依于民，依民而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6]

“绝地天通”，专注现世；神为民所用，是以“如神在”。“神道设教”[7]，为民所用，正是“如神在”之精神。墨子“明鬼”，指向天下治乱，即出于“神道设教”之“如神在”。天下之乱，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8]

“绝地天通”，断绝“民将能登天”，专注于现世；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神为民所用，是以“如神在”。“如神在”，迥异于“神在”之信仰；“神在”之信仰，企求“民将能登天”，与神同在。“神在”之信仰，导向宗教，人服务于神，神是目的；“如神在”，专注于现世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差异，神为人所用，人是目的。

“绝地天通”与“如神在”，相较于西方形而上学，正好相反。西方形而上学，基于现世-超越的二元划分，专注并追求超越；“绝地天通”，断绝“民将能登天”，也就断绝了追求超越的冲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为上帝信仰，成为了“神在”的宗教信仰；“如神在”迥异于“神在”，拒绝了宗教信仰的倾向。

“绝地天通”与“如神在”，专注现世之人生。“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9]“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0]

2.现世之永续

中国哲学关注现世之人生。基于现世，如何可能有其死后之永生？基于现世之人生，死后之永生，就在于现世之永续。现世之永续，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现世之永续，是基于现世的无限，也就是在现世之中时空不断延续的无限。这种现世的无限，是空间上的家国天下，是时间上的历史传承。有生之年，在家国天下中造福于民，就能够于死后永垂不朽。现世之永续，是家国天下之永续；永垂不朽，非但是士人之追求，同时也造就了家国天下之永续。

在空间的家国天下中，造福于民，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就是有生之年的事业。修齐治平，身是“己”、家国天下是“群”；修齐治平，就是“己”在“群”中的事业。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是“群己”之间的事业。

在时间的历史传承中，永垂不朽，就是历史之永续。述而不作的传承，造就了传统与历史；群己之间的事业，基于传统与历史，继往开来。述而不作，注重传承。中国哲学的方法，就是述而不作。

现世之永续，是家国天下之永续；群己事业与述而不作，造就了现世之永续。中国哲学关注现世之人生，践行修齐治平，追求现世之永续。这种现世之人生，既包含了有生之年的事业，也包含了死后之永生。

二、社会与个人（群己）——中国哲学主题

1. 社会与个人（群己）

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是“群己”之间的事业。传统的“群己”，按照现在约定俗成的称谓，就是“社会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翻译自西方的与，对应于中国传统的“群己”。

中西观念于此有其重要的区别：西方的优先于，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之“群”则优先于“己”。中国传统的“群己”，沿用“社会与个人”；西方的与，则宜用“个体与团体”。

西方的个体与团体，个体优先于团体，团体由个体组成；但个体自由与团体规则，在根本上是冲突的。中国的社会与个人，社会优先于个人；社会本身就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社会与个人在根本上是和谐的。

中国的社会与个人——也就是“群己”——社会之“群”优先于个人之“己”。《管子·大匡》云：“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11]社稷、宗庙、祭祀——与家国天下紧密相关——就是个人成其为人的依据所在。

家国天下之社会，优先于个人，同时就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中国哲学的主题，就在于社会与个人的事业。这一事业，主张与行动一致；主张本身传承积淀为传统，行动事迹则载于历史。这种传统与历史，塑造了个人的家国情怀，也造就了家国天下之永续。

2.家国天下

中国哲学的传统，奠定于先秦诸子学。于社会与个人，先秦诸子有其不同的主张和倾向。如下所示：

孔子中庸，注重社会与个人的统一，成为儒家的代表；墨子偏于社会一端，强调改造社会，成为墨家的代表；老子与庄子则偏于个人一端，强调保全个人，成为道家的代表。儒家、墨家、道家，代表了社会与个人的三种基本倾向，于是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三种基本主张。

中国哲学的传统，奠定于先秦诸子学，而以家国天下为基本特征；于社会与个人，家国天下之社会优先于个人，这就决定了家国天下的特征。于家国天下，墨家、儒家积极进取，道家则消极逃避。道家的主张，倾向于保全个人，却也仍然以家国天下为前提。

《庄子·人间世》云：“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12]基于家国的父子、君臣，就规定了个人本身。道家消极逃避，出于保全个人，却也仍然基于家国天下之社会。

魏晋以降，佛学东来。佛学之精神，在于追求解脱，有别于家国天下。佛学追求解脱，偏于个人一端，却也略近道家保全个人；偏于个人一端，佛学与道家于是融合为所谓“佛老”。道家之精神，在于消极逃避，仍然基于家国天下；“佛老”之精神，则以佛学为底色，追求解脱，视家国天下为虚幻。

佛学东来，佛学与道家融合为“佛老”，在中国落地生根。而士人之精神也为之一变，由关注家国天下转而关注个人解脱。宋明道学援佛入儒，号称儒家道统；宋明道学之道统，阳儒阴佛，袖手心性，悖于家国天下，是“伪道统”。

明亡之痛，痛定思痛，宋明道学之反动于清代成为风气。清代思想，本之道学反动，明道以救世，破斥宋明道学与经学观念，返于先秦诸子学；返于先秦诸子学，反本溯源，回归家国天下。清末民初，子学复兴，西学东渐。于此古今与中西，基于家国天下，明道以救世。

三、述而不作——中国哲学方法

1.“述而不作”之学与教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13]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重传承；注重传承，孔子强调学与教。

孔子好学。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4]孔子好学，诲人不倦。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15]

孔子好学，师学三代而从周。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6]孔子好古敏求，求之三代而从周。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7]

孔子述而不作，好学从周，同时期望弟子好学以传承。“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18]孔子谓颜回好学，“不违如愚”[19]，“于吾言无所不说”[20]。孔子许予颜回好学，学与教之传承，述而不作。

颜回不幸早死！“颜回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21]颜回之丧，夫子恸矣，恐不得好学以传承。

孔子述而不作，好学从周，删削六经垂教后世。“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2]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经学取代了子学。

经学之传承，述而不作，特重注疏；强调“师法”与“家法”，在于述而不作之学与教。[23]述而不作，注重传承；学与教之传承，述而不作。

2.述而不作与理性思辩

述而不作，是中国哲学的方法。述而不作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行而不相悖”（深度好文），注重传承。述而不作的传承，积淀为传统；基于传承与积淀的传统，就寓于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的传承，传承的历史积淀为传统，传统本身积淀为内在的自觉，内在的自觉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基于述而不作的传统，不仅仅是一种主张，同时也是内在的自觉；积极的行动，就源于传统，源于这种内在的自觉。

行动的事迹，载于历史；历史的编撰，基于述而不作。孔子作《春秋》，述而不作；司马迁作《史记》，“其文直，其事核”[24]，也是述而不作。述而不作的历史，承载着传承，也造就了传统。述而不作的传承，造就了传统与历史；群己之间的主张与行动，基于传统与历史，继往开来，达成现世之永续。

中国哲学的述而不作，有别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辩。述而不作，注重传承，强调学与教。异于《论语》强调学与教，柏拉图《理想国》的著述方法，则通过正反辩证来立论；正反辩证的理性思辩，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主要方法。

西方形而上学，通过理性思辩来建构理论体系，其进展也体现为理论体系的创新与更替；中国哲学，述而不作注重传承，传承的历史就积淀为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之更迭，其历史就称为“哲学史”；中国哲学的传统——有别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继往开来、生生不息，既是历史又是当下。

理性思辩，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方法，同时也是理性思维的方法。中国哲学的方法，注重述而不作，则略于理性思辩；但以西方形而上学为范式，述而不作的传统，却也被遗忘、被排斥。基于述而不作、结合理性思辩，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方法。

[1]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2] 《国语·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国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行而不相悖”（深度好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559-562页。

[3] 《国语·鲁语·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国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66、170页。

[4] 《论语·述而第七》。《论语正义》，第272页。按：乱神淫祀，子所不语。

[5] 《论语·雍也第六》。《论语正义》，第236页。

[6] 《论语·八佾第三》。《论语正义》，第98页。

[7] 《周易·观卦第二十》。《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荀子·天论》云：“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集解》，第316页。）

[8] 《墨子·明鬼下第三十一》。《墨子间诂》，第222-223页。

[9] 《论语·先进第十一》。《论语正义》，第449页。

[10] 《荀子·王制篇第九》。《荀子集解》，第164页。

[11] 《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校注》，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04年6月第1版，第332页。

[12] 《庄子·人间世第四》。《庄子集解》，第38页。成云：“戒，法也。”

[13] 《论语·述而第七》。《论语正义》，第251页。

[14] 《论语·公冶长第五》。《论语正义》，第206页。

[15] 《论语·述而第七》。《论语正义》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差异，第282页。

[16] 《论语·述而第七》。《论语正义》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差异，第271页。

[17] 《论语·八佾第三》。《论语正义》，第103页。

[18] 《论语·先进第十一》。《论语正义》，第445页。

[1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第二》。《论语正义》，第52页。）

[20] 《论语·先进第十一》。《论语正义》，第442页。

[21] 《论语·先进第十一》。《论语正义》，第448页。

[22]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史记》，第1947页。

[23] “两汉经师说经之书以百数，而立名各不同……要而论之，故、传二体，乃疏通经文之字句者也；章句之体，乃分析经文之章节者也；说、微、通三体，乃诠明全经之大义者也。……两汉之时，经学之授受各殊：一曰官学，一曰师学，一曰家学。……西汉初年，说经之儒皆私学而非官学。……博士既立，而经学之家法益严。……私学易为官学。……特西汉之时，多言师法，东汉之时，多言家法；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国学发微》。《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132-133、139页。）

[24]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汉书》，第2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