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拨乱反正”这本书有何启示？

对孔子“拨乱反正”这本书有何启示？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到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再到21世纪的“传统文化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内在精神和外在需求。

每一次思想的转变，在国内都会形成异常巨大的争论，而其中的每一次争论都会有一种甚至几种观点被大众接受，这些观点在未来的日子里沉淀，变成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共识。在这其中，有许多著作逐渐积淀下来。现在看来，有些著作或许水平不高，甚至错误连篇，但它们的确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关注，甚至成为了全社会讨论的文化事件。我们回顾这些著作，其目的是希望以此寻找40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态度转变的内在逻辑，为当下传统文化复兴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考。

对孔子“拨乱反正”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85年，正是国内批判传统最为激烈的时期。那个时候，国门刚刚打开不久，异质文化纷纷涌入，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产生了剧烈冲击。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成为当时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与其格格不入的传统文化成为学者批判的目标。

然而，作为当时青年“导师”的李泽厚，却率先给予了传统文化正面的肯定，有人将这本书的出版称之为“标志性的事件”。其中《孔子再评价》一文更是将孔子当成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他认为，传统文化的因子一直积淀在中国人的心理模式中，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者夏中义评价这本书，其本意是清洗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存，但其研究结果却让人们发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所在，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应该进行“抽象继承”。

超越“西方中心论”

20世纪80年代末，海外儒家思想引进大陆，带给大陆学者一股不一样的风气，国内思想界也逐渐知道了海外第三代新儒家。

1987年，余英时此书出版，给长期以来习惯于一元思维定势的人带来了挑战。当时，马克思·韦伯的思想在中国颇为流行，而韦伯在通过对比世界上各种文化之后，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不能相融的。

但余英时通过严谨的历史学考证，推翻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这一评价。人们关注余英时在书中所论述的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当时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互相对立的，我们平常之所以把它们看做对立是因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其实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可以完成现代化，只是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造成了现代化进路的不同，而这样的差异被概括为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思想在他那里是一以贯之的，而且也是对时代问题的一个独特回答；这是他的思想价值的体现。尤其可贵的是新儒家政治哲学，他对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的论述，自觉地超越了西方文化中心论。

这本书无疑给中国大陆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增强了信心，当时中国人渴望超越西方的思想框架，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从而增强自己对文化的自信。余英时的这部书恰恰让人们找到了突破的方向，为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带来了理论基础。

重现儒学精粹

李泽厚曾认为，90年代思想界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随着中国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完善，行业之间的工作细化，在思想界已经逐渐失去了对中国整体文化命运的反思，很多学者退回到了书斋，开始做细微的研究。中国哲学学者在接受了新的西方思想理论后，也开始用新的方法回到哲学思想内部重新发觉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

1989年，季羡林发表《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羡林认为，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已经繁荣了几百年，现在正面临着甩尾，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东方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季羡林的影响力，客观上起到了为“国学”兴起造势的作用。

1991年陈来的这部书出版，掀起了一阵王阳明热潮。全书把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合为一体，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考察，力图呈现出王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这本书给予了王阳明“心学”思想正面的评价，让人们了解传统文化对于人们精神塑造上面的价值。

随后，北京大学里一批学者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传统文化，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国学热”就由北大逐渐推广到了全社会。

寻找儒学新价值

2003年，大陆新儒家的代表蒋庆出版了本书，将传统文化争论的范围从文化领域扩大到了其他方面。这也是“国学热”期间，文化讨论不断深入之后必然的趋势。

蒋庆认为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存在重大问题，“当代儒学必须转向，即必须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至于他的“政治儒学”对孔子“拨乱反正”这本书有何启示？，他名义上将其追溯到孔子，又说“政治儒学形成于公羊学对于《春秋》经义的独特解释”，表明公羊学才是其政治儒学的真正鼻祖，这实在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对孔子“拨乱反正”这本书有何启示？，即使历史上最敢于放言的公羊学家都鲜有此论。蒋庆呼吁儒家思想应该成为改革社会的利器，只有解决外在的问题才能改变人们的心性问题，他建议将儒家思想变成全社会的信仰对象。

这本书甫一问世，就将传统文化的学者分为了两个阵营，一派认为，蒋庆是在“六经注我”，只是通过扭曲历史上儒家思想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与现代化的改革格格不入，而另一派则认为，蒋庆的思想为大陆思想界带来了新的风气，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真正的价值。

不论批评也好，赞扬也罢，这本书从思想学理的方面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讨论，为后来传统文化全民热开启了先声。

国学“上电视”

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报纸、电视和网络成为了21世纪初人们主要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百家讲坛》作为一档主讲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新儒家政治哲学新儒家政治哲学，在21世纪初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

阎崇年、易中天、于丹这些主讲者，以现代汉语方式，重新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以电视演讲为底本的新书一经出版，其销量多达几百万册。

不过，当人们对传统文化狂热追逐过后，于丹却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质疑。人们发现，她的解读里存在着大量错误，更有甚者称她是借古人之手，贩卖自己的心灵鸡汤。因为借助于现代传媒，这种将国学作为现实人生安慰剂式的解读容易误导迷茫于现代生活的人，这也是这些电视学人得到追捧的原因。国学中所蕴含的价值系统是有着强烈现实感的社会哲学，当我们将它从现实人生中抽离出来时，会造成人们更大的焦虑。

2010年后，当网络逐渐取代电视成为人们主导的娱乐方式，当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日渐加深，这种娱乐化和鸡汤化的传统文化热逐渐退潮，社会的分化也日渐明显，于丹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后火遍全国的“学术明星”。在传统文化热的内部，逐渐也出现了多种流派、多种态度，而这些态度和观点随着民间文化的复兴，为了能够在多种声音中凸显，各自将其观点推向了极端化。

撰文/新京报记者宋晨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