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婚”是对青年人隐性的“孝顺”吗？

“逼婚”是对青年人隐性的“孝顺”吗？

逼婚——代际间婚姻观的冲突

■佟新

当代青年人经常会谈起来自己被父母“逼婚”的经历。狭义上的“逼婚”是指父母以各种方式对儿女的婚事施加压力的状况。广义上的“逼婚”是指年长一代以各种方式对青年一代的婚事施加压力的状况。目前，逼婚状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无城乡差异和性别不同。

在乡村，逼婚更具有传宗接代的意义。在城市，父母的逼婚形态五花八门。北京中山公园的格言亭周边已成为著名的“相亲角”，头发花白的父母们在为儿女寻找合适的对象，有的儿女无奈地去相亲；也有些儿女们会以工作太忙为由回绝父母。“逼婚”亦发生在各类媒体上。有网友认为，这类广告是对青年人隐性的“逼婚”。

“逼婚”亦是子女们无视父母权威的结果。传统文化的“孝顺”成为逼婚的基础；现代文化中的“自主”使逼婚难以实现。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婚恋观的矛盾。所谓婚恋观是指人们有关恋爱与婚姻的态度，包括了对婚龄、择偶标准、婚姻的价值、婚姻形态等的认识。所谓传统的婚恋观，多与农业社会相关，建立在人们有关乡土、亲属和大家庭的理念上；普遍相信儒家思想对婚姻的看法，缔结婚姻是人们最好的归宿，婚龄要早，生育要早；择偶要门当户对；婚姻要白头偕老，厮守终生。现代婚恋观建立在人们有关独立的、自由和个体主义理念上；普遍相信婚否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儒家思想对婚姻的看法，在择偶、结婚时间等选择上更加注重自我的感受，婚恋观念变得多样化。

代际间婚恋观的矛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逼婚”是对青年人隐性的“孝顺”吗？，第一是“要不要结婚”？两代人对“婚姻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础”这样的婚姻信仰有了不同的理解。第二是“什么时候结婚”？代际间对结婚时的物质与精神条件有各异的看法和要求。第三是“和谁结婚”？这已经成为青年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代际间婚恋观的冲突本质是对婚姻伦理和价值有了不同的看法，老一代人认同的以婚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年轻人的质疑。在长辈的眼中，结婚生子是幸福美满生活的必要条件，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权威来帮助孩子过上美好的、稳定的生活。而对于着重于个人感受的年轻人来说，渴望个人空间和自我的需求，与父母们期望他们早日婚配早生贵子的需求产生了矛盾甚至是对立。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皆遭遇了青年人晚婚晚育以及不婚不育的问题，其社会学的理论解释最有影响是现代化（性）理论。该理论认为，迈向个体化的社会转型是必然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传统正在消失，人们正在从“为他人而活”转变为“为自己而活”“逼婚”是对青年人隐性的“孝顺”吗？，“家庭作为需求共同体”正转向具有“选择性的亲密关系”。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迁加剧了“逼婚”现象的代际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婚恋观的冲突，还是与婚恋观相关的财产观、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并与婚姻的社会功能产生复杂关系。婚姻制度要满足人类实现其性爱功能、生育功能、经济功能以及政治功能等，只是现当代这些功能的优先性在发生变化。

首先，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联的房地产政策形成了国人新型的“财产观”，这一财产观不仅是婚姻的平等契约关系的一部分，还与性别的等级关系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民间社会“男性要提供住房”的婚配要求，给青年男女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人们经验和观察到的因各种财产关系导致的婚姻解体或情感不和的种种案例，使青年人与其父辈对婚姻的看法有了不同的体验。婚姻的经济功能在今天不是弱化，而可能是强化了，并与社会阶层相关联。一方面，婚姻的经济功能增加了婚姻带来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年轻人，面对被物质要求左右的生活，选择不结婚或不急于结婚。

第二，现代社会人们的情感生活更多样。在传统社会中，青年男女的性关系被限定在婚姻关系中；而现代社会，各类非婚性关系更为普遍。用婚姻来解决性需求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虽然婚姻的生育功能依然具有强制力，但是冷冻精子和卵子的技术也在淡化这一功能。

第三，我们正在进入二次现代化（性）的进程，如果说一次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前提；二次现代化是以服务业和少子型老龄化为基础，这一社会转型带来财富增长，也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型。以消费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是以个体为单位，它以各种诱惑促使人们通过消费来实现自我认同。婚姻的基础是消弥个性的，人们在婚姻中要有各种妥协与合作；这与后现代个体的“为自己而活”的逻辑产生了冲突。

当然，我国以家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传宗接代”的代际间生命的传递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亦是父母与社会“逼婚”的合法性基础。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的在婚率是排在头位的，只是青年一代具有了更为多元的婚恋观，对婚姻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和选择能力。

日常生活中儒家思想对婚姻的看法，代际间的尊重和交流应当是家庭民主化的一部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虽然一些年轻人感受到“逼婚”的压力，多数家长还是在尊重孩子的自我选择。而且婚姻制度不会消失，青年群体的文化反抗更多地是渴望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打破父母一代与社会主流关于“美好生活”的唯一解释。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