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西汉阴阳家与儒家的两次交汇提供重要线索

战国至西汉阴阳家与儒家的两次交汇提供重要线索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纪》《参不韦》，相继于2021年和2022年整理公布。这两篇长篇佚籍分别以“五纪”“五刑则”为中心描述天人秩序，内容彼此相关，都兼容了阴阳家、儒家等学派的思想，为我们了解战国至西汉阴阳家与儒家的两次交汇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一次交汇

先秦思想史中，儒家理念介入阴阳数术，肇始于稷下先生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把邹衍等人置于孟子之后、荀子之前，不仅是出于年代先后，也当有学术思想史上的考虑。《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战国至西汉阴阳家与儒家的两次交汇提供重要线索，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将儒家“仁义”思想用阴阳怪异之谈包裹起来。《盐铁论·论儒》载：“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这更多的是一种游说君主的策略，以避免像孟子一样因陈义过高而陷入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窘境。需要指出的是，阴阳术数与儒家理念的结合，还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被儒家奉为“六经”之一的《周易》原本就是一本占卜之书，儒家也承认“天命”的存在。这些儒家和阴阳家共同的思想基础，为两者的交汇提供了可能性。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将这些对邹衍思想的记载与清华简《五纪》《参不韦》的内容进行对比，相似之处颇多。“载其禨祥度制”，《五纪》《参不韦》中所记的洪灾是“禨祥”，以“五纪”“五度”“五刑则”等构建起的天人秩序可称“度制”。遍列山川名物，是儒家文献《尚书·禹贡》和“古之巫书”《山海经》的典型体例，《淮南子·地形训》亦有体现，而在《五纪》中也存在着类似表述。“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指的是邹衍经常通过讲述与历史有关的“公共知识”来建构自己学说的合理性。与之相类似，《五纪》用了很大篇幅记载黄帝战蚩尤的情节，《参不韦》将叙述背景设在夏启之时，还通过“参不韦”之口讲述了鲧禹治水的故事。《五纪》的“文德”（礼义爱仁忠或礼义爱信忠）多是儒家强调的价值观念，《参不韦》涉及早期职官与职文可能也是儒家经典《周礼》文献来源之一（马楠：《清华简〈参不韦〉所见早期官制初探》，《文物》2022年第9期）。总体说来，《五纪》和《参不韦》应该与邹衍这一派糅合“仁义”与“阴阳消息”的学者存在着某种联系。

清华简整理者据无字残片作AMS碳14测定先秦时期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是什么，清华简抄成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左右，这与邹衍生活的时代相近。程浩指出：“邹衍活跃在孟、庄、屈‘三子会宗’的时代，约与清华简的写定同时。在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思想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如果我们推说《五纪》的写作可能受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先秦时期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是什么，大概也不会有太大问题。”（程浩：《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出土文献》2021年第4期）从《五纪》和《参不韦》的思想倾向看，它有很强烈的在动荡灾异（表现为《五纪》《参不韦》中的洪水和《五纪》中的蚩尤作乱）之后重建秩序、将天地万物统一起来的意愿，这与孟子的“定于一”都应是在同一个时代氛围下的产物。尽管我们无法依据抄本年代确定原始文献的出现时间，但依照现在有限的资料，认为《五纪》和《参不韦》产生于统一思想弥漫开来、各种学派方案激烈竞争的战国中晚期，还是较为稳妥的。

邹衍是实现阴阳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第一次交汇的重要思想家，《五纪》和《参不韦》则很有可能是这次交汇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文本。先秦阴阳家文献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参照同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文献，阴阳家文献也应有较大规模。《汉书·艺文志》载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惜已不存于世。《五纪》并未出现“五德终始”说，《参不韦》只提到“五行”而未言其详，正说明同一学派的各篇专题文献，会有各自的侧重点，《五纪》《参不韦》要着重解决的都是构建天人秩序，而非为朝代更替提供理论依据。具体而言，《五纪》讲各种物质和价值要素的配合，偏重于天；《参不韦》讲官职、祷祀，虽不离天，但已偏向人间活动。这是符合阴阳家论述思路的，先为“阴阳消息”“怪迂之变”这些奇谈怪论，最后归于“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即社会政治与伦理秩序。

第二次交汇

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的打击之后，儒家学派艰难地维持了下来，阴阳家学派的主流则从此渐渐湮没无闻。汉初儒家学派的主要精力在于对儒家经典及解释文献的抢救性挖掘、整理与传承。此时真正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居于指导地位的是黄老道家。直到汉武帝朝董仲舒等人的出现，才改变了儒家在思想界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受人冷落的局面。

董仲舒是正统的儒家学者，但他在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的许多提法，已去孔子、孟子甚远。最突出的就是董仲舒用阴阳五行、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儒家天人体系。董仲舒宣称“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举贤良对策》），不仅调整人间秩序，鬼神和一切生命体都在其规范之中，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这固然是儒家在黄老刑名之学和帝制皇权的挤压下，适应时代形势需要所不得不进行的调整，然而董仲舒对孔孟之道作出这样的改造，也会有稷下齐学邹衍等学者思想影响的因素。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可能受到战国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影响（章伟文：《论董仲舒的经学历史哲学》，《国际儒学》2022年第1期）。这是阴阳家思想第二次与儒家思想发生交汇，在这个交汇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家，便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儒家《春秋》公羊学学者。关于公羊学的由来，历史上的记载并不明晰。有学者认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稷下齐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林永光：《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文史哲》1997年第5期）。《五纪》与《参不韦》也可能与稷下齐学相关。已有学者指出《五纪》的齐系文字因素战国至西汉阴阳家与儒家的两次交汇提供重要线索，认为其底本与齐鲁关系密切，可与其思想内涵相呼应（陈民镇：《略说清华简〈五纪〉的齐系文字因素》，《北方论丛》2022年第4期）。《参不韦》也有一些字的构形或写法仅见于齐系文字、燕文字（石小力：《清华简〈参不韦〉概述》，《文物》2022年第9期）。

已有学者注意到《五纪》与后来董仲舒思想的关联。如贾连翔指出：“董氏思想的诸多特点及其形成方式，与《五纪》有颇多相似之处，极可能是对类似战国思想的模仿和改良，二者的关系颇值得做深入的比较研究。”（贾连翔：《清华简〈五纪〉中的“行象”之则与“天人”关系》，《文物》2021年第9期）程浩则认为《五纪》以“灾异”为后帝构建秩序的逻辑初始设定，而“董仲舒申发‘天人感应’学说，其立论基础便是‘灾异以见天意’”（程浩：《清华简〈五纪〉思想观念发微》，《出土文献》2021年第4期）。从稷下先生邹衍到《五纪》《参不韦》再到接受了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当存在关联性的脉络。

两次交汇的流变和影响

与董仲舒同时及稍后，思想界还出现了夏侯始昌传授的《洪范五行传》和京房创立的京氏易学，二者解释的儒家经典文献虽有不同，借助阴阳术数观念阐释经典以发新说的思路却是高度一致。在董仲舒之后的两汉大部分时期，支配儒家学派内部和整个思想界话语权的，一直是这种混合了阴阳家因素的儒家思想，到了两汉之际，则进一步发展为谶纬神学。

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本意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先秦时期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是什么，以超自然力量来制约皇权，然而当他闲居在家“著灾异之记”时，却遭到了迫害，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西汉末年及之后的谶纬神学完全是为强权和野心家制造舆论服务了。

类似的情况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苗头。细细研读《五纪》《参不韦》，不难发现，它们所论述的只是与“五纪”“五刑则”相联系的世间秩序的完备与合理性，而且“五纪”为“后帝”制定，“五刑则”为天神“参不韦”代“后帝”面授于人间君主，更有不可动摇的神圣性，这与后来东汉官方宣扬的谶纬神学的理念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后来谶纬神学遭到禁绝，董仲舒等建构的天人体系仍对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就阴阳家与儒家的关系言，阴阳术数观念依附于儒家学派得以在“大传统”中长期传承，儒家学派也吸收丰富了阴阳家原本不甚重视方面的内容。阴阳家与儒家思想交汇的成功，证明了不同思想流派间相互借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对儒家学派日后借鉴佛老发展出理学，也当有某种程度上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