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多样互补，谁也离不开谁

经济多样互补，谁也离不开谁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实行过不同类型的政策，显示出突出的包容性。较早时期，中原王朝对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至唐代推行羁縻政策，曾设置800多个羁縻府州。宋、元时期由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过渡，至明、清时期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由中央政府实行更为直接的管理。可见，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各民族交往越来越深入，交流不断加强，中央王朝逐渐扩大管辖范围，与民族地区的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历史上对民族地区的管理政策及其变化，暗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体现了中国社会包容的智慧。

历代中央王朝把各少数民族逐步纳入政治管理体制，以不同形式、不同层次实行中央政府的官制。即便是在王朝分立的辽宋夏金时期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各王朝都以“德运”之说认同中国的帝统，将自己纳入中国范围之中。可见，无论在统一时期，还是政权分立时期，各民族都共聚于一个中国之内。先进的文化随着民族间的交流，不断被各民族继承和弘扬。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传承和保留一定民族特点的同时，共性越来越多。

历史经验证明，各民族只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依存，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发展。中华各民族之间越来越密切的来往、政治的趋同、共性的提升，是各民族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华民族统一性和包容性的重要表现。

经济多样互补，谁也离不开谁

在中国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各民族、各地区既密切联系又各具特色的经济文明形式。在中原地区，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的农耕经济逐步发展，在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开拓边疆经济多样互补，谁也离不开谁，发展游牧、渔猎、山地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经济文明形式又往往相互杂糅渗透，形成混合类型的文化。

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到一些宜农的民族地区，使一些少数民族由原来单纯从事畜牧业逐步转变为经营农业，中原地区的稻、粟、黍等农作物不断传到民族地区。中原王朝还通过屯田戍边，推动边疆地区农业生产。少数民族发达的畜牧业提供了大量畜牧产品，如牲畜、皮毛等。很多少数民族把当地盛产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法传播到全国各地。

中原地区科技发展，手工业兴盛，建筑、印刷术、瓷器等技艺为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各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互学互补，互相依赖，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情况随着各民族经济的发展而日趋明显。即便是在几个王朝分立的时期，这种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显而易见。

▲新疆博物馆展出汉晋时代的各种钱币。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贾春霞摄

货币在人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便发挥主体经济优势，统一货币，促进了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和密切交流。西汉创制发行圆形方孔的五铢钱，不仅使用时间很长，东汉、蜀汉、魏、晋、南齐、梁、陈、北魏和隋朝都铸五铢钱，而且在民族地区也广泛流通使用，在宁夏、新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出土过五铢钱。在政权分立时期，各王朝或直接使用中原王朝货币，或采用中原货币形制。

魏晋南北朝和辽宋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王朝大多直接使用中原王朝货币，有时虽自制货币，但也采用中原货币的形制，且流传不广。这体现出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引领性和主流地位，以及对民族地区的强大影响力。清代，在全国流行的汉文、满文合璧钱币突显了汉文的地位，反映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显示出中国历史上在经济方面的多样性、互补性和突出的包容性。

密切文化交流，传承中华文脉

中华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对中华文明表现出高度认同，特别是中原地区先进文化为民族地区广泛接受，其中以儒学对各民族影响最大。

▲2022年9月27日，中华儒学经典著作集成《儒典》新书发布。图为工作人员在展示《儒典》。《儒典》是历代儒学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包含经解、义理、志传三个分典，共1816册、4789卷。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加强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共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起着基础性作用。儒学思想本身就具有兼收并蓄、和合共生的包容性。儒学不仅是中原王朝统治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深刻影响着各少数民族。儒学经书宣扬仁、义、礼、智、信、忠、孝等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学习、传承的精神财富。大量的汉文史书，不仅记载各民族的历史，也贯穿了儒学精神。少数民族为了加快自身发展，满足各民族之间交流的实际需要，都努力学习借鉴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修习儒学和史学典籍。

北魏王朝实行汉法，直接用汉文儒学经典推行儒学，为北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基础，促进了各民族融合。

唐朝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加强友好往来，迎娶文成公主，并将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儒学典籍译为藏文，对西藏地区吸收中原文化起到了推进作用。

辽宋夏金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宋朝发展儒学，完善科举制度。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辽、西夏、金朝，无一例外地继承儒学，翻译儒学典籍和中原王朝的史书，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夏仁宗于人庆三年（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经济多样互补，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中国对孔子最崇高的尊号，证明西夏将中华主流文化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思想。

元世祖忽必烈尊儒兴学，倡导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接受汉文化教育。当时翻译了很多经书、史书，这些译著广泛传播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

清朝十分重视儒学，不仅大量刊印汉文本经书、史书，还专设翻书房，将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清朝还将经书编纂成满文、汉文合璧文本，便于各民族对照学习。康熙年间刻印的满文、汉文合璧四书，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坊刻书。

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这一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为此后各王朝继承。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科举制度赓续不断，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通过考试规范，贯彻到各地，实现了思想教化的统一。

少数民族在接受儒学的同时，也都各自保留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真实地反映出各民族文化方面的深度交流，同时也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各民族通过长期的密切交流，在思想理念上逐渐融汇，扩大了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影响，深植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显示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要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宁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