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与美学、文艺学正在寻找相互支撑的契机
【摘要】:自18世纪工业文明以来,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世人深感生态危机的严峻性而纷纷寻找对策。生态学理论首先出现并逐步扩散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所有层面,而随着现代生态文化的出现,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标志着人们生态意识的真正觉醒。西方人文学者逐渐意识到生态困境源于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观以及人与自然分离的机械论世界观,于是开始有意识的寻求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观念——东方传统生态审美智慧,并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文化生存状态,试图从中寻找到拯救西方意识形态局限性的良药。“生态”不仅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是不可分割、互动影响的两个方面。生态环境的不平衡是人类心灵不平衡的表现,是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分裂性危机,更是人类内在性精神的丧失。因此,在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如何恢复人类精神生态的平衡性也十分重要。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最终建立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学与美学、文艺学正在寻找相互支撑的契机。我们可以尝试从生态学与美学交叉研究的角度来探寻和培养人们的“生态审美观”,即以生态观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审美意识,它是通过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把握而建构起一种审美性的存在方式。
首先,此种“生态审美观”应该致力于对整体思维的肯定与运用。它关注人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培养人的整体直觉与敏感,显示人与自然的内在生命关联,肯定“生态整体”的存在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修复并建构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整体性关系。其次,此种“生态审美观”应该是一种超越传统主客二分的“介入型”审美模式。它颠覆了以往自然与人类、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峙状态,从而实现了两个层面的转变:其一是人在对生态美的体验过程中,由审美的观照者变成了审美的介入者,从而使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变成了审美活动中的交互性主体;其二是自然的审美特性不仅在于其形式特征和对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还在于其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活力。最后,“生态审美观”应该具有平等观基础之上的生命审美情怀。它要求人们用新的伦理原则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人们从敬畏、同情、爱护的立场上去建构人与世界的和谐审美关系,实现审美价值与伦理之善的协调统一。在这个“生态审美观”的建构过程中,中国佛教作为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者,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佛教与生态文化观念之间存在着“互质、互证、互补”的关系,这不仅为我们研究佛教提供了现代理论参照系,也为现代生态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智慧源泉。
虽然中国佛教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美学相差甚远,但却与审美一起成为人类追寻并反思生命终极意义的两种基本形式和生存状态,并在此意义上达到统一。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发生互融互渗,从而弱化了宗教的意味,拉近了与审美的关系。同时,其宗教修养的过程,更多的是体验澄澈自我与获得心灵超脱的过程,是超越物质与生命的有限而走向无限自由的过程,是了悟生命本真获得审美化生存的过程。这对于形成华夏民族所特有的审美理想和生态智慧,以及为中国人生成一种别样的佛家存在方式来说,意义十分深远。如果将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认识论等思想融合起来,在现代意义上,就是在探讨如何成为具有“生态审美智慧”之人的问题。首先,佛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整体直觉的生态思维与审美观照方法。佛教本身不是生态学,但其整体性视野却包含了整个生态系统,从“三界诸天”到“大干世界”的宇宙空间想象,从佛、人、动物到草木山川的平等互具,佛教一直在强调万物的缘起聚合生态学与美学、文艺学正在寻找相互支撑的契机,并将生态整体性视为制约众生受苦与解脱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与生态学和美学之间有着一定的亲和关系,即重视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佛——人——万物”三者之间共生共荣的审美境界。
其次,佛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博大的生命价值观念。佛教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建立之初,就开始用谦逊的态度来敬畏爱护一切生命。它从不在人类与自然设置界限,而是在思考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探索和实践着自身的宗教信仰。在受到儒道“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影响后,中国佛教深化了“缘起”理论之上的生命圆融思想,认为宇宙万有因其都是佛性的真实体现者而各自平等,由此进一步深化了对“众生平等”、“无情有性”观念的阐释与实践,深化了佛教徒对生命价值的体察佛家生态思想众生平等讲课ppt,也扩大了人类伦理关怀的范围。因而,在佛者眼中,自然万有不再是人们对象化了的审美客体,而是与审美主体有着生命内在关联与平等价值的交互主体,二者共同构成了和谐互渗的审美建构过程。最后,佛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内在性超越的精神生态治疗方法。中国佛教受到儒道心性论的影响,也逐渐出现了“向内转”的趋势佛家生态思想众生平等讲课ppt,并最终发展成为以“心性”为特质的宗教体系。中国佛教试图解决人们追求自由本性与客观限制的矛盾,想要借心性观照来恢复人内在心理的完整性,使人们由对外物的追求转向内在性的超越。同时,它也使人们通过禅修来反观自身“清净本性”,在禅悟中释放压抑焦虑的情绪,消除现实异化的作用,洞照澄明心中的世界万象,成全审美适意的生存境界。
除此之外,佛教还通过“顿悟”来达到物我合一的瞬间体验,达到人与世界的高度和谐,在虚通自由的境界中实现人的自由与解脱。所以,在面对佛教的出世观念与人类生存价值趋向如何达到统一的问题上,在佛教的内在超越性与生态自我的人格养成上,佛教的禅定般若治疗方法与现代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就佛学而言,其迥别于中国美学的,尤体现于透过佛学生态智慧所凸显的独特美学意蕴。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意图就是通过研读中国佛教典籍,仔细思索其中可能影响生态观与审美观的宗教教义。以生态审美智慧为切入视角,剖析它们在古代中国历史的流变中,在与儒道并存的特定生存环境中,是如何实际地模塑信众的环境态度与审美方式,以及是何以影响本土美学完成自身蕴涵与机制转换的,并以此来阐释中国佛教与现代生态审美思想之间的亲和性。同时,尝试将原生态的佛教生态美学因子与现代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环境美学等理论互相发明对比,以寻求佛教自身理论的创新性价值,发挥其时代的意义。在研究的方法上,本文尝试以跨文化、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即通过生态学、伦理学、文化学与美学的研究视野来观照中国佛教。将“生态”视为自然生态、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生态链式结合体,将各自独立的现象形成生态关联的系统研究。
本文试图以此来丰富和提升当今西方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理论蕴藉,提高人们的现代生态意识,构建当今生态文明的建设,推动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进展。佛教是通过五个层面来勘破宇宙真理,获得智慧解脱的。即存在哲学观,道德伦理观,宇宙现象观,心性本体观和佛法实践观。本文也试图从这五个方面来阐释佛教中的生态审美智慧。第一章主要介绍中国佛教的生态哲学观。中国佛教哲学观是中国佛教徒追求人生解脱的理论基石,是中国佛教徒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对印度佛教基本哲学理念的创新性阐发。其中“缘起”理论的提出与发展,是对以往的无因论、偶然论、宿命论等学说的反拨,它用普遍联系的方法,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及相互关系的整体图景提供了相对合理的论述,同时也包含了多重的生态思想内蕴:其一为万物缘起、整体圆融的全息论,其二为诸行无常,变动不居的过程论,其三为拒斥实体概念的空性论。这些佛教“缘起”理论为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全息整体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生态智慧。“中道”说作为佛教理论运思的方法与宗教的立场,与儒家“中庸”说所讲求的“既A又B”且“A而不能过A”、“B而不能过B”的思维方式不同,而是一种“非A非B”、“亦A亦B”的辩证法。
它以破除二元对立的两执为旨归,为现代人提供了整合物质与精神、统一现实与理想的启发,使人的欲望既不是完全投向物,从而丧失主体独立性生态学与美学、文艺学正在寻找相互支撑的契机,也不会使人脱离物质现实去追去虚无。“中道”理论作用于古代中国的审美观念,既催生出“诗家中道”理论的提出,又启发了中国古代审美“非A非B”的独特言说方式。“无我”说则主张人和自然万物都是互相依存不断变化的,因此没有绝对的主宰和固定不变的自我。人们必须破除对自我与万物的执着,才能从生死流转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达到最终的涅槃状态的“大我”。此种“大我”境界是个体与社会、自然与理性、生命与宇宙完全融合的本真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佛家的“无我”与深层生态学中的“生态大我”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审美层面上,由于佛家的“无我”泯灭了主客之分,从而能够获得审美活动的纯粹性与自由性。总之,佛教以“缘起论”为核心,以“中道论”和“无我论”为特征的生态哲学掌握方式,其运思理路与当代生态哲学、环境美学等学科具有广阔的对话空间。这一方面显示出佛教思想的自身理论特色,另一方面,也为现代生态理论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观。本章通过对“因果报应”、“慈悲观念”、“众生平等”这三个核心伦理范畴的历时性梳理与共时性比较,阐释了佛教伦理发展的每一阶段,对于儒、道传统伦理观念的吸收与变更,对于当时受众的影响程度,以及对于现代生态伦理的智慧贡献。
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想中包含着丰富潜在的生态意识:首先,它从“因果轮回”的角度论述了人类擅作恶业所要遭受的报应之苦,以此来劝导众生扬善避恶。从存在论角度看,它主张生存主体与生存环境融为一体的“依正不二”之观点,有利于人们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责任意识:“六道轮回”理论则将佛、人、动物等万物共同纳入没有高低贵贱又彼此联系的“生态环链”之中,具有素朴的生态循环意味;“个体业报”理论保留人的道德行为选择的自由,凸显主体道德努力在生命流转过程中的意义,有利于引导人们实现由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的转变。其次,中国佛教从“善恶”的角度引导人们发扬自身的“生命性”佛家生态思想众生平等讲课ppt,培养个体同体慈悲的佛性种子,施与万物无有差别的关怀,这与现代生态伦理学提倡的“敬畏生命”有相通之处。同时,佛教主张用同体慈悲的理念来关怀宇宙万物,引发了人们用“以己度物”的方式去关怀体认自然万物。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放弃了自我的优越地位,认同他者的存在,从而消除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使得施与慈悲之心的人类获得与万物融合为一的审美体验。最后,中国佛教从“佛性”的普遍性角度上论证了万物的平等性,将平等的范围由“有情众生”扩大到“无情众生”,使传统的伦理界限进一步扩容。
佛教这些珍惜万物,爱护众生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不仅构成了中国文明传承中的道德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保护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当今环境伦理学建构的理论资源,更能够为我们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智慧支持。第三章集中探讨中国佛教心性特质下的生态审美观照。中国佛教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向内观照的心性化转向,倡导内在性超越,追求主体性精神。因而中国佛教的审美方式不是依靠感官,而是直接来自心灵的感悟。其心性特质提供了与主客对立不同的崭新视角,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审美经验,使之变得极度的心灵化:即不再将宇宙自然当作实有,也不再将宇宙自然视为本体,而是将宇宙自然看空,借清净之心整体呈现,并将其作为探究真如本性的途径和手段,从心性的塑造上建构超拔自由的人格,美由此成为“心造的幻影”;它用全息思维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价值趋向引向了人的深层意识结构,增加了主体的内在反思,催生了“心境合一”基础上的“意境”的产生,从而使得佛家眼中的人与自然、情与景、主体与客体、心源与造化、内根与外境之间浑然一体,导致了中国人审美价值的重新定位和审美观念的重大变化,实现了“审象于真”到“审象于净心”的变化,以及由“天人合一”到“心境交融”的变化;在佛教生态智慧上,则体现在对“心净则国土净”理念反思之后的“心境并建”的生态观。
第四章着重探讨中国佛教现象圆融的生态审美境界。任何一种系统的审美观,都会集中而强烈的体现在审美理想上,佛教审美观自然也不例外。不论是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还是华严宗的“事事无碍”,都是对佛教“圆融”特质的豁显。佛教的“圆融”思想体现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现象圆融的自然之境。佛教在万物皆有佛性的基础上,将自然万有当作是佛性的显现,故而一切现象之间都是浑然无碍,圆融为一的。其二是自由超越的涅槃之境,主要体现为众生悟道成佛后的“涅槃”世界。但是中国佛教的涅槃世界与印度佛教所主张的“永死永灭”的涅槃境界不同,是“向死而生”的生命之境,是“虚通自如”的自由之境,是“等无差别”的如如之境,它们无一不彰显着佛教的至高审美理想及其对个体生命境界的超越。其三是理想生态的佛国之境。佛教徒通过对宇宙图示的理想化设计,通过对佛国净土,包括对“大干世界”、“极乐世界”、“华藏世界”的生态式想象,将各种优美理想的生态元素放置其中,使其充斥着各种美好生命形式的审美底蕴,从中反映出佛教徒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与渴望。同时,他们通过反思人本身的生存困境及其终极价值来达到生命的超越,这既体现了美学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也凸显了佛教以人为本的终极尺度,并继而成为召唤众生坚定自身信仰以获得超越性存在的宗教宣传工具。
第五章主要探讨中国佛教徒在“禅定”“般若”中获得的深层生态体悟,及其对于个体精神生态的修复与治疗问题。“禅定”是通过内向性调心的训练,集中思绪以探究宇宙实质,平衡心理以反观真实自性,运用超越性的般若智慧来破除宇宙间的束缚与隔阂,并最终达到与自然万物共生共荣的自由解脱。它所运用的“般若”智慧,不同于一般的向外寻求分析与逻辑的“分别智”,而是不受情识、概念、逻辑影响的“无分别智”。因此它能够从个别的经验立场中超越出来,能够从执着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为个体观照生命提供新的视角。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持续性的般若禅修,来恢复自身清净的“本来面目”,实现生存空间的彻底无蔽,消除现实异化状态,达到精神生态的平衡性。另一方面,般若智慧的获得需要依靠“无念”之上的顿悟。因为在顿悟的刹那,我们体验到的是广袤的自然与个体之人瞬间契合无间的精神状态,尽管这种体验发生在一瞬间,却给人带来时间体验上的永恒感,以及空间的无限扩张感。禅宗通过“顿悟”的方式将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融合为最高艺术意境,使之成为个体摆脱异化、保持审美心境的途径和手段。第六章主要考察中国佛教的生态审美践行。中国佛教不仅在教义中含有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其更重要贡献在于,将原本纯理论领域的生态审美智慧置入了实践之中,并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准则来加以实施,进一步形成了独特的环境伦理实践模式,从而对古代中国的环境保护与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决不可低估它在保护环境和生态实践方面作出的成绩。本章尝试将古代环境史与佛教生态智慧的运用结合起来,探究佛教徒的生态审美践行与当时生态环境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着重从中国佛教的伦理实践:不杀生、护生、放生;生活方式的转变:惜福;节约;消费观;以及生态环境的审美化建设三个层面出发来考察佛教徒的生态审美践行。结语中,将对中国佛教所蕴含的生态审美智慧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做出一定的评价。在这个评价过程中,会涉及到对中国佛教与现代生态学、生态美学的文化语境差异性的探讨,涉及到现代生态学界争鸣的“内在价值”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物中心主义”的讨论。以此表明,对于中国佛教所独有的生态审美智慧的利用,还需要经过古代资源的现代转换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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