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唐晓敏儒家之道，即孔子、孟子的思想、意志、情操与精神境界

唐晓敏：唐晓敏儒家之道，即孔子、孟子的思想、意志、情操与精神境界

唐晓敏

儒家之道，即孔子、孟子的思想、意志、情操与精神境界。简单地说，对外而言指的是仁政的社会政治理想，对内而言，指的是仁爱的人格精神。

儒学思想家大都同时也是教育家。孔子就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教育家。儒学教育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即认为教育的最大价值不是培养“专门人才”，而是帮助人的精神生命的成长。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可以说中国教育特所注重，乃一种全人教育。所谓全人教育，乃指其人内在生命言。贯彻此内在全部生命而为中心作主宰者，乃其人之心情德性。”“人之心情德行”也就是古代人所理解的思想政治。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儒家的教育儒家智慧观后感，其主要内容，就是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对“道”是非常重视的。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表明儒家的一种价值观，即对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视。儒家认为，人在世界上需要做各种不同的事情，但人生有一种内在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有了它，各种不同的事情才都能做得好，而内在地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道”，所以，当有人向唐代思想家、文学家请教如何写好文章时，韩愈并不是具体地讲授文章作法，而是要求他重视修养，培养自己的“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同样，宋代的欧阳修指导别人作文时干脆说：“道胜则文不难而自至”。

儒家重视道，但同时认为，“道”的追求，人格的培养，思想境界的提升，不能简单地通过灌输而获得，而是需要一个“育”的过程。儒家经典《中庸》即强调一个‘育’字，曰‘万物育焉’，又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育’即是一种内在生命之各自成长。教育者所做的不是直接给人灌输一种现成的思想，而是为其思想和精神生命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用韩愈的话来说，就是“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烨”。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根本上进行的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儒家所重视的“道”，既是一种坚强的意志，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一种“虽千万人，吾行矣”的魄力，一种“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即倒”的气概。同时，儒家之道也是一种仁爱之心，一种对同胞乃至自然界万物命运的关切与同情，一种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首先是培养人的仁爱情怀。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出现了105个“仁”字。什么是“仁”？唐代韩愈《原道》讲：“博爱之谓仁”，“仁”是一种深厚的情感，仁者具有一颗善良、温厚、易受感动，懂得感恩的心灵，具有一种深广的同情心。但这不是说仁者即是“弱者”，因为“仁”也给人力量。所谓“仁者无敌”。或许可以说，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一个特点就是，让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他们心灵柔软，看不得百姓的痛苦，同时又“威武不能屈”，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精神。

在教育方式上，儒家特点重视以人格榜样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儒家的教育思想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教育工作需要以身作则，身教为先。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又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同时，儒家也特别重视形象的教育价值。

在教育方法上，古代教育家不主张孤立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他们主张思想道德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同时进行。

其中，历史教育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儒家一直重视历史的教育作用。春秋时期，孔子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而“六经皆史”，六经的教育可以说即是历史教育。重视历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作法。因为，历史是了解我们所自来、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对个人而言，历史是对现实的超越。了解古代是超越现实的方式。历史是前人与今人之递嬗，学习历史，即是与另一个人 、另一个民族、另一个时代的对话。就能与原作者虽隔千里远离万里，却能如夜来畅叙，促膝谈心。进而能超越当前而与未来、过去相结合，达到一种与万物为一体的高远境界。阅读历史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摆脱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是对外部世界之精彩的失视，历史可以让人复明。宋代士人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在他看来，“用古今浇灌”可以让人摆脱平庸。这有深刻的道理。生活必然有征服和占有的功利追求之心。反之，对过去的回顾则无物可以占有，无物可以征服，它是超功利的。历史能将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后人。所以，人既要执著地追求未来，也需要遥望过去，对过去的回顾会带给人高远旷达的胸怀。钱穆曾感叹：“今日中国中学毕业生，彼乃无自己阅读本国古书之能力。彼乃不啻生在一无文化传统之国家。彼心神所接触者，仅限于眼前数十年间之思想事物而止。彼之情感何从潜深？意志何从超拔？趣味何从丰博？胸襟何从豁朗？此等教育，大率为目前计，不为文化之传统计。”这值得我们深思。

儒家学者还很重视音乐对思想政治所产生的有益影响，把乐教作为塑造人的心理情感结构和培育“仁人”的基本手段。孔子重视乐教，将“乐”作为“六艺”（礼、乐、书、数、射、御）之一，以此进行道德教育，塑造理想人格。中国古代儒者大都对音乐的力量有深切的体会。孔子即有很高的音乐鉴赏力，为音乐所深深感动。《论语》说道：“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韩愈听一场演奏后，写《听颖师弹琴》写：“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听音乐后竟然是“湿衣泪滂滂”，他也感受道音乐的动情力。欧阳修送一位友人远行，赠送他的是一张古琴。因为音乐“喜怒哀乐，动人心深”，可以之“道（导）其堙郁，写其忧患”。这也正是看到音乐对人的心理、精神所具有的疏导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重要任务。音乐正可成发挥心理疏导的作用，成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式。

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教育，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是人格榜样的教育。这启示我们儒家智慧观后感，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应该“从我做起”。教育者自身没有一种高尚的思想感情，没有情操，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就很难真正有什么效果。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其次，中国古代儒家认为思想政治的核心是“仁爱”，这对今天的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中国古代道德教育强调“仁爱”，而仁爱又要求从爱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这有深刻的道理，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有启发，“政治”，就是对人的关注，就是现实的国计民生，就是以人为本。与人的感情没有关系的冷冰冰的政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思想也不能理解抽象的理念的完善、逻辑严谨。现实的人的思想，实际上与情感密不可分。人生中那些最具价值的儒家智慧观后感，如国家、家园、父母双亲等等，实际上并不是思想的对象，而是情感的对象。对这些，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够去论证她的价值，对这些怀有挚爱之情，本身就是思想、也是政治。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是对爱的感情的培养。没有爱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思想政治。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让学生体验爱，体会爱，体验相处时的喜悦欢欣，离别时的忧伤和无尽的思念。而且，应该从爱自己的近人做起。儒家有一种说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有道理的：情感总是先有具体的对象，如爱，是先有对父母的爱，家乡的爱，扩展到民族、祖国。有人认为，道德是从“自爱”起步的，爱自己，然后将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事物“纳入”到“自我”中来，自我不断扩充唐晓敏：唐晓敏儒家之道，即孔子、孟子的思想、意志、情操与精神境界，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的东西。而“爱国”实际上就是将“国”“我化”。这也是有道理的。

再次，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形象”、“感性”的教育力量，这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具有启示意义。中国古代儒家教育中重视历史，但应该注意到，这历史不是抽象的数字、道理，而是生动的故事，形象的场景。而重视音乐在培养人之情感的作用，也因为音乐是非常感性的，有极强的感染力。歌德讲：“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唐晓敏：唐晓敏儒家之道，即孔子、孟子的思想、意志、情操与精神境界，而历史上的故事实际上可以与现实生活一样生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世界更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也能够发挥非常重要、不可代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