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每日一题）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儒家思想的义利观范文第1篇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作为一个流派产生于春秋末年，在这一时期，奴隶制处于瓦解状态，社会发生急剧变革，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此时的社会变革，发展了生产力、更新了社会体制、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造就了学术思想界中的百家争鸣。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并不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接受，孔孟都曾周游列国，但当时社会动荡，各诸侯国割据，秦国最后以法家学说统一六国。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

在进入到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中一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东西被剔除，但儒家思想中一些道德原则却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以义导利”利益观，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

二、“以义导利”的含义

（一）“义”与“利”的基本内容。“义”和“利”都是会意字。“义”的古体为“”。从羊，从我。羊象征着善和美，“我”是兵器。“义者，宜也。” “”的本意是“我”的力量，捍卫神圣美好的东西，后来引申为道义、正义。“利”，从禾，从刀。“利”的本意是加快，从刀断禾。在甲骨文中，“利”是指用农具收割庄稼，后来引申为利益、功利。

（二）“以义导利”的内涵。在儒家思想中，利义问题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问题。学术界一般把儒家思想的利益观归为“重利轻义”。但事实上，准确的说儒家思想的利益观是“以义导利”。因为所谓“义”，就是求利的某种正当性；而被儒家思想肯定的“利”，其实就是符合某种价值取向的“大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使君子可以用道德来约束，使利益追求符合“义”的要求。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利益是被肯定的：“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因此，可以看到儒家认为“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这种行为才是君子所为。儒家思想的利益观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利轻义”，而是“以义导利”。通过“义”来约束“利”的取得方式和途径，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可以说是经济活动的灵魂和基础。

三、“以义导利”利益观对现代社会的作用

（一）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在一定的社会中，人们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形成了各种经济关系。首先，人类的生存就需要食物、衣服、住房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只要通过生产才能获得。任何社会都不能停止生产，否则人类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其次，只有物质资料生产发展了，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活动才能得到发展，从而人类社会才能发展。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讲，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基本关系就是参与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而在这些种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中，正确的利益观才能使社会得到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二）“以义导利”利益观指导正确的经济活动。儒家思想中的“以义导利”从形式上是道德原则，但从内容上则指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马克思指出：“真正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即不是从那情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这里的根源指的就是社会关系中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不免要涉及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这时，儒家思想“以义导利”的优势就突现出来了。在市场经济下，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竞争的原动力。但在社会市场下，就要实现和维护最大人民的利益，发展国家和集体的整体利益。这时，就要求个体在依法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下，保证实现其个人利益。儒家思想中“以义导利”的味道就散发出来了。同样，在保证集体利益后，国家得到发展，个人也会得到同样的利益。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如果用儒家思想的“以义导利”利益观做指导，必定是如虎添翼。

（三）良好的经济活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1、尽管我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但在伦理精神方面，儒家思想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义导利”利益观使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有了保证。同样，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根本活动的经济活动，如果形成良好的状态，相信和谐的经济活动必定会带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2、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中，除了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特征外，我们也应该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儒家思想的“以义导利”思想重新解释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并充分将两者之间协调好，使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了坚实的保障，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可能。

3、同样，在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精神品质方面，儒家思想的“以义导利”思想更成为人们重视的对象。如“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这些观念引出了培养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品质。这是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中之重。

儒家思想的义利观范文第2篇

一、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个案研究

对荀子管理哲学的研究，学者们进行的比较深入，有几篇硕博论文分别从不同研究方向进行了详尽阐述。于海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沿着荀子的哲学观点，如“天人关系论”、“人性论”、“明分论”，来探讨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手段、管理的终极价值等问题。从“明于天人之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关系论突破了“天命论”的枷锁，使人成为管理的主体;“群居和一”的群观念，为管理设定了终极价值目标;“明分论”和“礼法论”为实现管理目的提供了合乎天人的管理方法论;“隆礼重法”的管理思想;从“以礼分施”的君道论等哲学观点谈起，把人的问题分析明白，而后向管理层面落实，详细探讨了“明分论”和“礼法论”在其管理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余森华的硕士论文《＜荀子＞的管理哲学特色研究》，从荀子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修身”思想与自我管理间的关系、“王霸”思想与公共治理的关系、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四个方面，审视《荀子》思想的管理之“用”。阮艳的《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采用历史研究的办法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现实价值，通过整理和分析《荀子》及相关哲学思想的研究资料，从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前提、管理组织、管理主体、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目标等五个方面对荀子的“化性起伪”、“明分使群”、“尽伦尽制”、“隆礼重法”、“求治去乱”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另外，此文还将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西方的X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组织理论以及管理方法、管理目标等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其差异和通融之处，阐释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之精华。

对于周易管理哲学的探讨，就所涉及问题而言，应该说比较全面，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宏观而不具体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现实价值，从外部即儒家研究《周易》管理思想，或者说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周易》经传管理思想，未深入到经传内部。黄新根的博士论文《＜周易＞管理哲学研究》在吸收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周易》经传出发，通过解读《周易》卦象符号和文辞，全面系统地探讨《周易》经传的管理思想。把经传管理思想分开研究，指明《周易》管理思想是其固有的，与西方管理思想不同，有自己的特色。文章客观理性地分析了经传管理思想的优与劣，提出真正建立《周易》管理学必须扬长避短，融合中西管理思想。黄宝先《＜周易＞的管理哲学》一文，从其管理体制———科层制出发，从“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几个层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他认为，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周易》管理哲学思想的精华，只是思想太超前，没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难以推广。张耀天的《周易管理思想初探》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趋势，从“道器不离的形而上学论”、“以和为贵的管理目的论”、“大道至简的管理方法论”及“以人为本的管理价值论”几个方面阐述周易管理思想，并理顺了周易管理哲学的基本体系。

许尔忠《＜周易＞的管理哲学智慧》一文，从整体性管理思维、进取性的管理理念和变易性的管理方法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思想，认为这些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管理思维、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形成，还给现代管理许多重要启示和直接浸润。对《中庸》及其思想的研究，多与儒家管理思想或是孔子管理思想融为一体。黎红雷的《“中庸”本义及其管理哲学价值》一文，认为中庸一词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4］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反—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现实价值，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以此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价值。严金梅、胡春蕾《中庸之道与现代管理》一文认为过犹不及与适度原则、和而不同与原则性和灵活性、“时中”与“权”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中庸思想在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同时他也认为，中庸在管理中存在很大局限性，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使用。

二、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核心概念研究

对核心问题“仁”的研究几乎没有独立成篇的论文，大都与儒家其他管理思想融为一体，这里不再单独陈述。对“义利观”与儒家管理哲学及现代管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同思想家的义利观都得到了归纳和发掘，研究深度也不断加强。李朝秀的硕士论文《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探微》从义利观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入手，详细阐释其内涵、特点、儒家不同观点的共性与差别，并论述了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利和义是分层次的，达到“义”之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高晓红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认为将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归纳为:重义兼利、重义尚利、先公后私和先天下之公利。叶世昌《儒家义利观和现代企业管理》认为正统儒家的义利观可以“义以生利”和“何必曰利”［5］八个字为代表（每日一题）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其反映了贵义贱利思想。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具有相对性，要进行具体分析。对“人性论”的研究也较为深入，黎红雷《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一文，从现代管理角度，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论，论述了先秦儒家“性善论”、“性恶论”、“人性可塑论”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异曲同工之处。文章认为，强调塑造人性以实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独特之处。易想和等人撰写的《何为人性?如何人性?———儒家人性论的管理意蕴及当代价值》一文，从儒家人性论的演变历程及哲学根源、管理意蕴及伦理困境、现代价值及伦理向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管理中人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管理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三个方面，现代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向度。对“道治”与管理哲学的研究，张贵明《论“道治”管理哲学与C管理模式》一文认为，道治是对德治和法治的统合与超越，因其建立在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之上，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本管理思想，而成为科学管理基础之上人本管理———C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哲学智慧。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一文，从“安人”、“教化”、“修己”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文章认为，儒家管理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人正己为途径”，对于现代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李玲等人撰写的《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梳理了儒家“仁”学思想、中庸之道、“德主刑辅”、“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具体阐释了在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与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和崇尚人本价值的理念;“中庸之道”倡导管理者道德修身，在管理中感悟和把握平衡的艺术，揭示了管理依循的途径及追求的终极境界;现代管理中“正人先正己”的原则传承于“德主刑辅”的管理理念，体现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儒家“义利观”蕴含着义与利两种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它鞭策着管理者见利思义，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警示自身。

四、先秦儒家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认为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而中国哲学核心价值的来源是儒家。他指出中国管理哲学是具有一种现代性，融合希腊、西方的精髓在其中的，具有一种高度的知识性与伦理性、现实性与理想，实现和谐自由和正义的标准。书中倡导动态和辩证管理，是综合创新中国管理哲学的奠基之作。它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蹊径。在论文方面，高志鹏的《浅谈中西方管理哲学的异同》、马鸿飞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整合》两文，以基本相同的框架结构分述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基本特征及价值取向，西方管理哲学基本特点及最新发展趋势，均认为中西管理哲学应逐步实现共通及融合，以利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儒家思想的义利观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家精神；企业文化；文化产业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指导，高雄市孔孟学会、义守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高雄道德院主办的“2012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国际研讨会于2012年9月21日至23日在台湾高雄市义守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韩国、马来西亚国际儒学界和企业界近15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旨：藉由儒学界的专家学者与工商企业领袖们之研讨、交流，以促进企业界体现儒家的伦理与道德精神，建构其优质之儒商文化，强化其企业之竞争力及美好之声誉。高雄市孔孟学会理事长方俊吉担任大会主席，义守大学荣誉校长傅胜利、《旺报》社长黄清龙应邀发表专题演讲。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35篇，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讨。

一、儒家思想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应用于企业就可成为企业的经营管理理论。张践探讨了儒家思想与企业的公共关系，他认为大陆现代企业公共关系要发展需要吸收传统儒学的积极因素：仁爱忠恕——公共关系的指导思想，为政以德——树立正确的企业理念，中庸和谐——建立良好公众关系的方法，诚实守信——企业形象美誉度的基石。

有两位台湾学者探讨了儒家的义利观。杜明德认为荀子的“义利两有”之说圆融通达，对商业经营更具有积极意义。赖慧玲认为在当今以工商管理为主的社会里应“利缘义取、财自道生”，实践义与利的平衡之道。

王宏仁分析了儒家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和谐观念”、“诚信意识”的内涵与精神对在市场经济中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所造成的价值与社会秩序失衡的启示。林天祥从宋赋的内容里挖掘有关治道与人的关系的资料，探讨了宋代对人才的选用、改造及对当今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黄雅琦探讨了孟荀管理思维，认为孟子的管理思维偏向价值理性，而荀子偏向于工具理性，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有优点和局限，颇值得现代管理学借鉴。

企业的经营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就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发扬基本的人道精神。吴铭宏、刘怡廷探讨了儒家领导管理的现代意义，认为领导者除了要具备“分享”与“用人”两大特质之外，能“用心诚敬”、“不骄不吝”、“待人宽厚”及“赢得信任”才是事业成功的基石。黄国良探讨了孔孟学说中的理财智慧，他认为资本主义理财思维进入21世纪后已因人性问题而陷入空前大混乱之中，而孔孟学说的儒家伦理、义利之辨与人际关系法则对个人及公司理财均有新的启示。

金清海在其《儒家思想契合于企业经营发展的现代意义》一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企业应积极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儒家中的淑世思想、社会责任、永续经营、稳重策略等皆可用于企业的经营，发挥其积极作用。赖淑谨、李樑坚通过中西方管理哲学应用云端服务对顾客价值的分析认为，“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及“科学管理”等西方管理方式相较于“政治责任”与“文化责任”等中国式管理对中国企业并无太大差异，在引入西方管理方式时应与中国式管理相结合。欧天发阐释了儒家终身学习和群育思想（每日一题）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认为终身学习是能力或认知上的长期经营，群育是人际关系与向心力的广泛培植。这些思想对于企业经营与管理仍有参考价值。

二、儒学与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儒学影响了东亚，对于今天东方的企业文化建设仍有着积极作用。香港孔教学院院长、人称“汤三儒”的汤恩佳根据儒家的精神理念和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的体会认为，应积极弘扬儒家的“仁者爱人、以义制利、诚实守信、以人为本、以德为重、以和为贵”的精神，建设企业文化。

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张世敏认为儒家思想对儒商的指导意义有两点：一是以“仁”为本的思想，二是“人性善”的思想。林晋士以儒家的诚信观为核心，探讨信的含义与重要性、内在根源、由内而外之开展及其实践时之权变。王长坤认为儒学中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见利思义、诚实守信、忠孝精神等思想文化对于大陆家族企业文化建设仍具有积极作用。

杨锦富探讨了王船山《四书训义·论语》论学与企业建构的价值，以《论语》为主题而衍说企业建构之理念，其旨要仍不离于“人”，如管理者以学为基础，以人为目标，则管理有用，组织适宜，人才积极奋进。黄宝珊关注的是企业安身立命的价值观，探寻如何自华人文化传统中寻绎出企业的自处之道，如何在世界的经济体中体现中国传统的文化。

吉广舆对当前台湾的儒家精神和企商文化面临的危机深感忧虑，他从孔门德行中节选出适用现代社会的十种企商交谊方式。其中，人情交谊有七：周全的心态、成全的取舍、贞全的信誉、矜全的原则、和全的认同、损益的标准、内外的真假；事理交谊方式有三：观念的调适、度才的管理、泰然的环境。李金鸯针对先秦义利之辨的讨论，证诸现代企业，寻绎出义利观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重要性和为商之道。陆声俊认为解决当代企业道德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修复中华文明的道统，重铸孔孟之道的道德灵魂。

三、日韩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

日韩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李守爱认为儒学思想传入日本之后，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江户幕府时期，朱子学成为“官学”。程朱义理之学自朝廷、武士逐渐渗透至民间，朱子学精神“本土化”，提升了全民的文化水准，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脚步，“格物穷理”的合理主义思想成为日本接受西洋科学的思想基础，为现代日本的文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业。潘畅和从儒家的视角看中日集团主义，她认为中国由于更多地受惠于自然，因此其集团的构成也更多地遵循了自然法则和普世原则而具开放、流动、散漫、个性化的特点，但由于中国的集团没有建构在理性、理念的基础之上，所以最终形成的是小团体而非大“社会”；而日本的集团作为具体的地域社会，建立在明确的生存功利目的之上，理性地面对人为规则，而且通过时代经营，形成了稳固的集团内部和具体的集团主义精神意识。但由于只关注自己的集团，其集团主义倾向在思想和心理上往往表现为“超越性价值的缺失”而易导致危害他人的后果。

刘金才基于对近世、近代商人伦理建构的考察，探讨了日本商人伦理对儒家思想的吸纳与扬弃。他论析了日本近世儒学不具备催生近代资本主义的功能但却有为近代伦理价值观建构发挥媒介和桥梁作用的性质，而且阐明了近世町人伦理理性地扬弃儒家思想对于建构近代商人伦理的奠基作用。日本在建构近世和近代商人伦理过程中对儒学思想所表现的态度和理性吸纳与扬弃的做法，对我们建构适合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新的企业伦理观具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张闰洙以三星集团例，分析了韩国的儒家经营理念与企业精神。他认为以李秉哲为代表的韩国大多数大企业的创始人都把儒家思想推崇为自己的核心思想并基于儒家理念去解释他们的人本主义及经营家族主义。他们根据儒家的理念解释人本主义，把经营家族主义推举为企业的精神。这种企业精神对于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因素。崔信一通过代表性企业三星和柳韩金伯利的事例分析韩国企业伦理。他认为韩国企业伦理的历史还比较短暂，创造利润仍是企业经营的理念，因而企业的道德经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社会贡献活动都未能积极展开，带有自愿性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从制度上或道德上呈现非常薄弱的状态。张钒星提出如何消解在韩国已经执行了几十年的国家主导下的大企业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追求健康的经济发展，是韩国社会必须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他认为矛盾缓解的办法是财阀集团的领导必须感到市场伦理的存在，而儒家的家庭伦理，特别是孝悌之义对于财阀集团的道德自觉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儒家文化的产业化

儒学作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具有着丰厚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何振良探讨了泉州府文庙的当代教育功能和促进文庙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他认为泉州府文庙是东南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文庙建筑群，是弘扬传统文化、实现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基地。借助于府文庙的静态文物景观、府文庙文物管理处的各项举措，以及依托于府文庙广场举办的各项活动，文庙得以多途径实现其当代教育功能。此外，在新的时期府文庙的教育内容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它在恢复传统时代的儒学教育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其他知识与信息的提供者和传播者。以文化活动活化传统的人文空间可以进一步把府文庙打造为文化旅游景区、闽南民间民俗文化培训和研究中心、创意市集和文化产品研发中心、休闲中心与文化产品销售中心等，这些探索和创意实践对于其他文庙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范正义以泉州天后宫为例，探讨了儒家伦理关系与资本的回报。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泉州天后宫在儒家伦理关系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与台湾及本地宫庙的关系网络给该宫带来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回报。社会资本在惠及宫庙自身的同时，还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移。首先，宫庙之间的交往是通过两岸信徒来进行的，儒家伦理关系在给宫庙带来社会资本回报的同时也使两岸信徒受益；其次，信徒在参加宗教活动时是信徒，但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还兼具其他多重身份，这就使得社会资本有了从宗教领域向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转移的可能性，这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本次会议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大家普遍认为随着大陆的崛起，对儒学的发展与继承已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这次会议以“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为题，既阐释了儒家经典又与公众生活相联系，可谓功德无量！美中不足的是这次会议虽以“儒家精神与企业文化”为题，但缺乏企业界的回应，对儒学的阐释也多限于内释学，有学者建议大会应提出一种宣言，呼吁企业界的回应。另外，会议论文的题目过于宽泛，交锋不集中。但本次会议是两岸、韩、马国际儒学界对儒学的一次自觉反省，是儒学内释学与外释学相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相信儒学会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服务于现代社会。

参考文献：